□李斯羽 邱彦频 陈凌志 王帅（山东大学）

作为余华英案的受害者，“被拐26年终于亲手将人贩子送上法庭”的杨妞花，在近些天来一系列舆论风波之后，仍继续着她的直播带货生涯。直播中杨妞花坦言，继续直播是“因为目前流量很大，有很好的带货条件”。

关于杨妞花的舆情，质疑声多批其“炒作”“卖惨”，有滥用善意之嫌。但正如她本人的回怼：“如果你去演绎一个角色或者这不是你的事情，这叫炒作。我的所有事情是真实的，如果你称我为炒作，那我未来要炒得越来越厉害，让全国人民知道，让天下无拐。”杨妞花本人的遭遇是真实的，人们的同情与善良也是真实的，那么何至于扣上“滥用”的帽子呢？人们所担心的实际上是善意被商业化利用与操纵。

此类事件并不少见。近年来，围绕着“受害人或家属直播带货”这一话题的争论时有发生。譬如“章莹颖案”中的父亲章荣高，自其直播带货以来，类似“卖女儿”等言语攻击从未停止；又比如“重庆姐弟坠亡案”中的生母陈美霖开启直播带货之后，被网友质疑是在“吃人血馒头”。当“卖货”直播与“受害”故事的关键词出现，大众便纷纷警觉起来，并加之以严格的审视，甚至演变为质疑、揣测与恶意的攻击。“受害者直播卖货”被误归为“直播卖惨营销”，善意的传递与流转被批以“消费同情心”的罪名。

诚然，这是一种舆论监督的声音，人们对此的警惕也颇有来由——层出不穷的“骗捐”事件与慈善渠道的频频爆雷，使人们时刻警惕善心被滥用。但这种警惕不应“杯弓蛇影”，否则将会成为“网络喷子”宣泄恶意的“自由之地”。正如杨妞花解释自己继续带货是因为“目前流量很大”，正是大众的支持与同情使其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但这些“流量”，来得恐怕太过沉重了一些——是以痛失至爱或至亲之人的生命为代价，相信没有人愿意交付这些代价而获得所谓的“流量”。

因此，我们不妨将“受害者直播带货”理解为社会善意的流转方式。“直播带货”对受害者及家属而言，或许是他们经历苦难后的谋生方式，人们则通过“直播买货”表达善意，使得善意的支持可以直接反馈到受害者或其家庭，产生更切近的效果。在此语境下，“直播带货”远离了资本与效用的逻辑，转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相互守望的方式，成为了社会善意良性流转的一个环节。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善意的流转不会停留在单个个体身上，社会整体的善意也是有限资源，需要帮助的人却源源不断地出现。所以，滥用善心的剧本，终将遭到流量的反噬；躺在人们的善意之上安然昏睡、不思进取的个体，恐怕也需要回到现实中直面自己的人生境遇——毕竟人不能永远依附别人而活。

而在此之前，我们应该让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保护受害者不受恶言蜚语的“二次伤害”。于是，直播带货回归为职业受害者家属具体为个人，情感审判回归到理性讨论，社会的善意有所来处也有所去处，在流转中帮助更多的人——只有这样，社会中的善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才得以与“我”发生关联，并保护每一个逢遭意外的“苦命”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