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李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一场作家与读者交流活动上，58岁的建筑工人刘诗利意外走红网络。这位衣着朴素、面容朴实的大叔，像往常一样在书店看书时偶然发现陈行甲的新书分享会，便在一旁默默聆听。作家陈行甲为他送上签名书，称这是“书写生涯得到的最高褒奖”。这一幕之所以打动人心，不仅因为视觉上的“反差”，更因为它揭示了阅读的本质——无论职业、年龄或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浩瀚的精神世界。

在当代社会，阅读被部分人群异化为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活动：读书为了升学考试，为了职场晋升，为了在社交场合显得博学多识……书店里最畅销的往往是各种“成功学”“速成法”“职场秘籍”。在这种语境下，刘诗利的出现构成了一种温柔的抵抗——他读书不为什么，只因为喜欢。这位初中文化的建筑工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依然保持着对书籍的热爱：看建筑、农机、电焊类的实用书籍，也读诗歌。这种非功利性的阅读，恰恰回归了阅读最本真的意义：不应只是攀登社会阶梯的工具，而应是滋养灵魂的甘泉。

刘诗利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共鸣，还因为它打破了社会对体力劳动者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农民工等群体在大众印象中被贴上“卖苦力”“没文化”等标签，他们的精神需求被选择性忽视。然而现实中，像刘诗利这样“脚踩泥泞依然仰望星空”的劳动者并不罕见：东莞图书馆留言的农民工吴桂春、手捧红砖练习朗诵的李小刚，以及无数在工地宿舍翻阅旧书的无名者，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事实——精神追求从不专属于某个阶层。法国思想家朗西埃在《无知的教师》中提出的“智力平等”原则在此得到印证：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智力潜能，区别只在于机会和环境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刘诗利并非突然闯入文化空间的“闯入者”，而是书店的常客。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它表明公共文化空间正在缓慢但确实地向更广泛的人群开放。传统上，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场所被视为知识精英的领地，其建筑风格、空间布局乃至服务方式都无形中设置了门槛。而今，越来越多的“刘诗利们”能自如地出入这些场所，标志着一种进步。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进步仍不均衡——许多务工人员可能根本不知道城市中有哪些文化资源可供利用，或者因工作时间过长而无法享受。如何让公共文化资源真正“公共化”，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数字时代，刘诗利的阅读习惯似乎构成了一种另类的存在。当大多数人沉迷于短视频的即时快感，习惯于碎片化信息的狂轰滥炸时，这位工地大叔依然保持着纸质阅读的“古老”习惯。这不禁让人思考：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深度阅读是否正在变成一种“抵抗”的形式？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曾警告，数字技术正在导致人类“注意力危机”，使我们失去沉思的能力。而阅读，尤其是纸质书的阅读，恰恰要求我们放慢节奏，专注于线性思维，与文字建立深度连接。“刘诗利们”无意中成为这种认知抵抗的实践者，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与信息相处的方式。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刘诗利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微妙变化。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精神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并多元化。一方面，我们看到知识付费市场的繁荣，各种读书会、文化讲座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基层劳动者的文化权利意识也在觉醒。这种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要求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转变思维，从“精英导向”转向“大众导向”，设计更包容、更易获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也需要打破“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尊重不同群体的文化选择。

德国作家黑塞在《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中写道：“阅读不是为了摆脱平庸，而是即使身处平庸之中，也能发现生命的多彩。”刘诗利的故事完美诠释了这一理念。他不需要通过阅读来改变自己的建筑工人身份，阅读本身就足以让这个身份焕发光彩。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成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轻盈的翅膀”，让我们能够暂时摆脱生活的重力，在精神的高空翱翔。无论我们身处工地还是写字楼，无论我们手握砖块还是鼠标，只要愿意翻开一本书，就能获得这种珍贵的自由。

当工地大叔走进书店，他不仅是一位读者，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阅读的本质。阅读是最平等的权利，最私密的快乐，也是最有力的抵抗。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刘诗利时刻”，提醒自己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嚣，我们总能在书页间找到一片净土；无论生活多么沉重，阅读总能给我们一对轻盈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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