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琛 （湖南师范大学）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沉迷于骑士小说，带着侍从桑丘·潘沙外出冒险时，他们在荒野中看到了三四十架风车，堂吉诃德将其视为“巨人”，不顾桑丘的劝阻，挺起长矛向风车冲锋。结果风车翅膀不仅将他的长枪折断，还把他连人带马地扫了出去，摔得狼狈不堪。

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然而福柯却认为：堂吉诃德不是疯子，而是对古老相似性的朝圣者；在他的著作《词与物》里，随着“词与物”关系从直接关联转向符号关联，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从实体转向话语体系本身——而堂吉诃德所处的历史背景，正是一个“词与物不断分离”的时间，是的，他还没来得及意识到“风车”与“巨人”的实质之异，便充满热忱地挺起长矛开始冲锋了。

几个世纪后的今天，当评论员将AI作为惯用的写作工具时，就如同堂吉诃德对骑士小说里的符号秩序的沉湎——以词为马，却离真实的土地越来越远。因此，我们需要在每个不自觉地举起“惰性”长矛的当下，反复提醒自己：我是否正像堂吉诃德一般，对着符号的“风车”发起堂皇却空洞的冲锋呢？

引用《逻辑哲学论》里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些我们无法言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AI写作的核心困境，恰恰在于其符号系统的“不及物性”。它娴熟于在既定的语言秩序中排列组合，却无法触及符号秩序之外那沉默的“不可言说之物”。当情感暗流如岩浆积聚、社会变革如地火奔涌，AI的文本却仍可能陷在堂吉诃德式的“将村野旅店化为城堡”的幻觉里，它看不见时代真实的痛楚与颤栗，只有一套光滑却陈旧的语词盔甲——符号的牢笼不仅囚禁语言，更囚禁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触角。

我想起楚浮的《四百击》：十三岁的安托万逃出少管所，一路奔向大海。镜头跟在他身后，没有一句台词，只有脚步声和越来越重的呼吸。当浪头第一次拍上他的脚踝，画面突然定格——那不是胜利，也非自由的确证，而是一种悬而未决的震颤：世界辽阔，我却尚未学会命名。安托万在那一刻的沉默，比任何旁白都更接近“不可言说之物”。我认为AI写作最缺的就是这帧定格——它能让文字一路狂奔，却无法在浪头打上来时让时间停住，让那阵咸涩的风真正吹到读者的脸上。

评论员若把自己交给算法，便等于把安托万最后的回头一望也剪掉——只剩一部永不定格的逃亡片，在光滑的轨道上呼啸而去，观众却永远触不到海水。因此，当AI生成的评论文本在公共领域泛滥，我们要警惕的不是“机器取代人”的末日神话，而是人类评论员自觉退位，把“最后一击”让给算法的情况正在发生——那最后一击，本应由人的疼痛、愤怒与希望共同完成。

宋玉在《风赋》中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大风是极大之物，青萍是极小之物。风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风极大的时候，排山倒海，山岳也知道；风初起的时候，却非常轻微，只有最小的青萍可以感知。禀赋有敏钝之别，位置有高下之差，忧患的感知亦有先后、轻重之分。“青萍之末”的颤动，于AI的写作而言，是“夏虫不可语冰”之事。它作为生命体嵌入世界时，那最细微、最私密、最难以符号化的体验震颤——肌肤接触冷空气的瞬间收缩，人群低语中捕捉到的情绪，政策文件字里行间尚未成型的潜在涟漪，宏大叙事背后个体眼神里一闪而过的迷茫或坚韧。是的，AI可以分析飓风的路径、计算风力的等级、描绘风灾的惨状，但它无法成为那株感知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青萍本身——它缺乏那种与大地、与空气、与周遭生命体直接共鸣的具身性敏感度。

评论员若沦为AI的“操作员”而非“感知者”，便形如站在高台上只观飓风的山岳，虽知其浩大，却错过了风起时那决定性的微弱信号。他们可能熟练而轻松地运用AI生成的华丽辞藻、严密逻辑和数据佐证，构建起一座座符号的城堡，评论着“飓风”的威力与影响，却难以得见“青萍之末”那最初、最真实的颤动，甚至不自知地将其规训、消解在既有的符号秩序里。这种写作，效率再高，也不过是堂吉诃德式冲锋的现代翻版——对着由数据和既有话语构建的“风车巨人”发起精准却失真的攻击，其评论的矛尖，永远无法刺入时代肌理里最幽微的酸痛。

评论员能用AI写稿吗？我的答案是：能，但必须加上一条苛刻的前提：用AI写稿之前，先把自己放逐到“青萍之末”去——让肉身去闻、去疼、去迷路，直到把无法被任何语料库收纳的词句攥出汗来，再回来按键盘。否则，AI评论出再锋利的句子，也只是在读者的心头上刮出几道无关痛痒的火花。可以借AI之舟，却必须自己先潜进水里；可以借AI之翼，却必须自己先折断一次骨头。评论的最后一击，永远要由那颗在青萍之末颤过的心亲自完成——否则，我们宁可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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