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长沙理工大学）

一个固定工位，没有KPI压力，无需打卡，还可以参加徒步爬山、打球做饭等社群活动——这或许是无数职场人梦想中的“上班”方式。据潇湘晨报报道，在长沙的这家名为“假装上班公司”的机构宣称，每天花费20-30元，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位，自由安排时间，加入轻松的社群。这种模式也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前来“付费上班”。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充满自嘲的行为艺术，但其背后却折射出许多年轻人的尴尬现状。他们自愿付费，买的不仅是一个座位，更是一份生活秩序、一段社会认同。

“假装上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体面的守护。而这份体面的压力，源于“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的社会时钟。从毕业即就业的校园期待，到30岁前立业的世俗标准，社会早已为人生轨迹画好了标准化路线图，“无业”“待业”往往被贴上“懒散”“失败”的标签。年轻人不敢将待业的状态暴露在家人面前，不是害怕批评，而是不想成为家庭焦虑的源头，更不想被社会视作脱节者。这种“假装上班”，本质上是对社会评价体系的妥协，是年轻人在“不能停”的压力下，为自己保留的空间。

比体面焦虑更重要的，是“假装上班”背后的“渴望认同”。在这个空间里，年轻人要的不只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更是点头问好的“同事”、一起打球的伙伴、共同做饭的社群。这些看似微弱的社交联结，恰恰对抗着职业空窗期里的孤独与脱节感。“假装上班”提供的，正是一种低成本的联结解决方案：没有KPI的压力，却有“一起加班”的氛围；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却有“并肩做事”的默契。这种联结或许短暂、松散，却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抗——即便在人生的过渡阶段，人也需要和他人在一起的安全感，需要通过“在场”来确认自己没有被社会遗忘。

“假装上班”看似解决了一些矛盾，但终究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甚至隐藏风险。它虽在短期内提供心理慰藉和行为支持，但若长期依赖这种方式，却可能演变为对真实问题的回避。正如“假装上班”的小宁认为的那样：“短期保持心态有帮助，长期肯定不行。”这句话点出了关键：没有真正的就业机会和职业路径，再逼真的“扮演”也终将露出破绽。

与其简单地评判“假装上班”好不好，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面镜子。随着就业市场越来越多元，“终身职业”的概念逐渐淡化，职业空窗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是否能为职业过渡期人群提供更多免费或低成本的公共空间？能否在社区、图书馆、创业服务中心中嵌入更多柔性就业支持？能否在观念层面打破“失业即失败”的尴尬，让人们敢于公开地说“我正在找方向”？

更进一步说，“假装上班”也是一种提醒：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工作的定义，及其在社会认同中所占的分量。当一个人的价值过于紧密地与“是否在职”绑定，任何职业空窗都会变成心理负担。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社会评价体系，允许“暂停”，或许才是从根本上缓解这种焦虑的方式。

“假装上班”不应被简单赞美为“创新”，也不该被武断批评为“逃避”。它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许多人正努力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保持希望。我们不该否定这种努力，而是为他们铺就更宽阔、更体面的路，让每个人都能在不必“假装”的状态下，从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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