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勇

家住平顶山的老史因病去世后，妻子整理遗物发现他留下了一间房的“古董”。其中有10斤重的“和田玉”籽料，帝王生肖玉玺，绝版纪念币等，按照标价估值近10万。家人拿去鉴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赝品，实际价值不到十分之一。这些“古董”都是老史听人推荐购买的，为了买这些古董，平时省吃俭用，即使生病住院也舍不得花钱。妻子崩溃：丈夫一直说有钱，去银行一查只剩7块5。女儿又心疼又生气：父亲心是好的，花光一辈子积蓄就想给子女存点钱。（8月23日 澎湃新闻）

从老史收藏的情况来看，他并非收藏爱好者，而是把收藏作为能带来增值的理财方式。因为收藏爱好者会有一定的收藏专业知识，虽然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不至于买一屋子赝品。老史倾其所有搞收藏想“给子女存点钱”，最后收获的几乎全是赝品和7块5毛钱存款，让人心酸又动容。

老史到最后几乎一无所有，明显是被人精心“围猎”了。一些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摸准和满足老年人心理需求，赢得信任后精准拿捏坑蒙老年人。

比如，给予代偿性尊重与社交满足。许多老年人面临社会性隐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别有用心者便通过频繁的电话问候、使用老师老专家等尊称、组织线下聚会等方式，营造出一种被重视被需要的虚假社交场景。这种高强度低成本的情感互动，恰好补偿了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匮乏感。

比如，提供确定性与控制感。别有用心者编织的“升值暴富”的美梦，给了老年人重拾家庭贡献者、财富创造者角色的机会。这套“投资增值”的简单直接的逻辑，为老年人提供了重获对未来控制感和确定性的心理工具，尽管它是虚假的。

比如，提供家庭情感的表达替代。许多老年人不善于直接表达对子女的情感，或认为单纯的关爱不足以为证。将毕生积蓄转化为“可增值的资产”并留给后代，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更具体、更实在的爱意表达。有人将产品包装为“传家宝”“留给子孙的财富”，精准命中了这种将情感物质化的表达需求。

老年人热衷非理性收藏，与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失灵有关。面对老年人非理性购物行为，子女通常用“这是假的”“你被骗了”来劝阻。这种否定性沟通方式，不仅无效，反而会激发逆反心理，觉得子女对自己的判断力不尊重，或认为子女不愿接受其馈赠。家庭沟通中缺乏能有效替代这种“投资行为”的、更能赋予老人价值感的共同活动或议题。

还有，社区和老年组织提供的活动往往侧重于休闲娱乐，未能有效满足部分老年人对诸如资产规划、代际贡献等“严肃事务”的参与需求。他们渴望从事被认为是有价值、能创造产出的事务，而社会未能为这种需求提供合法的实现渠道。

从监管视角来看，此类骗术游走在法律边缘，增加了监管难度。像老人购买的收藏品，很多属于工艺品，很难被定为假货，这给维权带来了困难。显然，骗局的核心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整套营销话术和情感操纵流程，对此类非实体性欺诈行为，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存在识别和取证的滞后性。

从根本上说，战胜骗局的不是更高级的防骗指南，而是能让老年人的智慧、情感与价值找到更优出口的支持系统。只有当家庭与社会提供的“真实价值”足够充盈时，“虚假价值”的自然吸引力才会真正降低，才能从根本上削弱欺诈行为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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