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琳（西南科技大学）

2025年2月2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余华英执行死刑。余华英在1993年至2003年间伙同他人在贵州、重庆、云南等地拐卖了17名儿童，于2024年10月25日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上诉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核准死刑。（2月28日 澎湃新闻）

随着余华英的死刑执行，一场跨越三十余年的拐卖儿童案终于画上句点。这起案件因其作案时间之长、受害儿童之多、社会影响之深，成为我国打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公众为正义的实现而欣慰时，更需冷静思考：严惩罪犯是否足以终结拐卖犯罪？如何从制度、技术、文化层面构建一张密不透风的儿童保护网？  

余华英案的司法审判，展现了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零容忍”态度。从一审死刑判决到最高法核准执行，司法程序全程公开透明，既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也回应了公众对正义的期待。法律的事后惩戒虽固然重要，但若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条，悲剧仍可能重演。  

近年来，技术革新为儿童保护提供了全新思路。贵州省公安机关在侦破余华英案时，借助跨区域人脸识别系统和DNA数据库，成功比对出多名被拐儿童身份。此外，“团圆” 系统作为中国反拐的重要武器，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合作方式、精准的推送范围、广泛的用户覆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技术手段的运用，标志着打拐工作从传统的“地毯式排查”转向了更加精准化、智能化的治理。然而，技术应用的城乡差异仍待解决。在余华英案涉及的云南山区，部分村落监控覆盖率不足，基层民警仍依赖人工走访。对此，需进一步推动“雪亮工程”向农村延伸，同时探索无人机巡逻、智能手环定位等低成本解决方案，让技术红利覆盖“最后一公里”。

儿童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余华英案中，一名被拐儿童因邻居及时报警获救，这凸显了社区联防的重要性。社区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联防体系。定期组织邻里间的儿童安全知识培训，让大家熟知拐卖儿童常见手段及应对方法。设置社区儿童安全巡查岗，鼓励居民在日常出行、散步时多留意周边情况。建立邻里互助微信群，一旦发现可疑迹象，能迅速互通消息。

拐卖儿童犯罪的背后，往往交织着贫困、性别歧视与法治意识淡薄等深层次问题。在余华英案发地调研发现，部分偏远地区仍存在“买儿防老”的陈旧观念。要根治这一顽疾，必须推动经济扶贫与观念革新“双管齐下”。 在经济层面，可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投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弱化“养儿防老”的现实需求；在文化层面，可以通过“乡村大讲堂”“法治微电影”等形式，破除封建宗族观念，强化“买卖同罪”的普法宣传；在制度层面，需要建立被拐儿童救助绿色通道，提供心理干预、户籍恢复等长效支持，避免对被拐儿童的二次伤害。  

余华英伏法，打击拐卖儿童仍在路上。今天的中国，既有“天网”系统的技术底气，也有“全民反拐”的共识凝聚。但筑牢儿童保护网，仍需在立法严惩、技术防御、社会共治和源头清理等层面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