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川（吉首大学）

由陈思诚、戴墨执导的《唐探1900》于大年初一在中国内地上映，从片名就能看出这部电影并未延续《唐人街探案》前三部取名《唐探4》，而是采取了一种历史回溯的叙事。如此一来，既避免了叙事类型单调，又实现了导演和电影的双升华。只不过，在贺岁档推出这样一部电影，不得不说是一次勇敢的尝试，但陈思诚此番尝试绝对值得赞扬。

如果比较一下同一时期作为贺岁片而在电影院火热播放的喜剧电影，《唐探1900》便显现出它的繁复有趣。简单来说，导演们对于观众喜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观众自身还要清晰，尤其是贺岁档的影片，大多要紧扣欢乐、团圆、盛大、温暖等主题。但《唐探1900》可以说是用喜剧外壳包裹了民族情怀的内核，它不是一部单纯的只顾欢笑消遣的娱乐品。其背后的玄机，有别于其它贺岁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噱头效应，而是利用戏剧化和积极彰显历史、家国的民族情怀相结合，产生一种既避免高台教化又深入人心的平衡性作用。这一点无论是陈思诚的临时灵感还是艺术使命的觉醒，都极大地实现了人与电影的升华。从《解密》可以看到的艺术使命担当，在《唐探1900》再次绽放了夺目的光芒。

坦率地说，与戏剧化娱乐化相较，陈思诚对于沉重历史及民族情怀在喜剧片中的大胆呈现，可视作是一种颠覆式表达，也可视作是对于票房至上商业片的临渊回眸。影片中涉及到的排华法案和华工苦难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名导胡金铨《华工血泪史》的遗志。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吴宇森决定筹拍《华工血泪史》却因资金和剧本问题而搁浅。2005年福克斯公司买下《华工血泪史》版权，并打算以中美合拍形式推进影片制作，导演人选则由吴宇森换为印度导演谢卡尔·卡普尔，影片主角Lum的演员人选，也由最初的尊龙，辗转于梁朝伟、刘德华、李连杰、姜文等人之间，最后兜兜转转回到周润发。而周润发也是胡金铨导演一开始选定的男主角，也因此，在《唐探1900》作为特邀主演的周润发也算实现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演绎。

陈思诚在接受采访时谈及自己对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很感兴趣，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依据电影原理、个人艺术创新思维，同当代电影文化一齐在历史脉络中寻求发展的独具借鉴意义的方法论。《唐探1900》表现出的历史真实性，以及引发的对民族情怀的追问，让人感到意外，也十分敬佩。之所以感到意外，结合当下的外在环境，电影产业与文化环境、经济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拿电影环境来说，商业片也不是那么好拍的，但在创作难度之上更为无奈的是，一部电影在追求观照社会温暖观众之前，盈利是必须的，这也就是说，无论有意无意，向市场屈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丁亚平所说，有的导演拍片，一味只是送国际电影节，要名不要钱，就仅仅能停留在“电影史留名”。在这一层面，或许就更能理解《唐探1900》是一次值得赞扬的勇敢尝试，它一方面要面对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一方面要面对市场化席卷的影视环境。但他做到了，在任何时候呈现历史，讲述家国情怀都不会冷场，都会有观众感受到这份作者性的内在意义。这一点，陈思诚要比方励幸运。

尽管，民族情怀和历史故事的加入，使得《唐探1900》推理方面的内容稍显薄弱，但轻松有趣的剧情、扎实的戏剧推进和根植真实历史的现实触动很好地平衡了这一境况。在笔者看来，《唐探1900》把一段“血泪记忆”呈诸世人之际，让我们看清所有赤裸的种族偏见、敌对、欺辱和不公都是一场生意的时候，岳云鹏饰演的费洋古喊出那句“救中国”的时候，影片的艺术任务便已出色完成。如今的全球化浪潮之下，《唐探1900》确乎让观众多了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唤醒了抱有另一重“美国梦”的人们的个人想象。

举例来说，半佝偻着身子的白轩龄强忍丧子之痛进入议会庭答辩，面对各种刁难无理驳斥的场景，不免让人想起《北京人在纽约》的一幕。男主角王启明在属于自己的制衣厂里，站在空荡的厂房中对着假想的雇工，煞有其事地进行了“剥削有理”的演讲。只不过陈思诚的艺术处理更为令人触动，在喜剧的映照下，真实的历史场景变得更加立体且震撼，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观众内心中因种族歧视、等级划分、贫富不均产生的愤懑与不安，以一种喜剧性的形态移置到现实思考之中。

整体而言，《唐探1900》以颇高的艺术水准，紧密的故事逻辑，引发了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民族的深刻思考。如果说，成为中国先锋艺术的标志之一，就是必须在文艺作品中带有“世界性”主题，那么《唐探1900》的中国身份和中国表达显然更耐人寻味。至少，陈思诚做到了在世界文化环境中，“中国”二字不可或缺。爱中国，不关乎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