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大伟

7月21日晚，一名自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的女性在B站、微博等平台发布视频，称其导师王某某对其性骚扰并强制猥亵。7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在第一时间展开调查，并于晚间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称，视频中所述内容属实，并给予了王某某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解除聘用关系等处理意见。（7月22日人民网）

这位博士生的举报做法和中国人民大学处理舆情的及时反应，都值得点赞。无论是从反击性骚扰的角度，还是从舆情应对的角度，这起在24小时之内发生并结束的新闻，都是一个教科书级的优秀案例。

近年来，高校内导师和学生发生矛盾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即便是局外人，对部分博导安排学生做不合理工作、怠于指导学生甚至阻碍学生毕业的极端个例，也有所耳闻。《三联生活周刊》早在若干年前，就曾对这种象牙塔内“隐秘的权力”的滥用作过封面报道。这种“隐秘的权力”滥用的表现之一，便是男导师对女学生的性骚扰行为。性犯罪本来就难以取证，如果和高校导师对学生的不对等关系相叠加，性犯罪就会变得更加隐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让象牙塔成为教师对学生性骚扰的温床。举报性骚扰，主客观上其实都不容易。

在这个意义上，当事人的举动是勇敢的，也很智慧。她整理了证据，并运用了行之有效的媒体传播方式，这一切也基于一个合理的判断：今天，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态度已经成为大多数机构和民众的共识；对性骚扰“零容忍”的大众心理认知建设，已经日趋成熟——这些要感谢最近几年来有关部门、法律从业者、媒体记者、影视工作者和有着朴素正义感的民众的共同努力。这起举报，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结果，是整个大环境的胜利。

中国人民大学的反应处理，迅速及时，也同样可圈可点。弱传播的定律告诉我们，越是弱者，越会在舆论世界卷起风暴；一个负面舆情，甚至堪称是一个天大的负面舆情来了，一个身居强势地位的组织该如何应对？如何过好“互联网这一关”？要知道，一个负面舆情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后续舆情，可能会反噬组织自身；拖拖拉拉不给结论，记者就会前来调查，有的组织甚至因此滋生出对外口径不一致的混乱。但中国人民大学的做法，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舆论课：不逃避问题，不模棱两可，不打官腔，不玩文字游戏，第一时间专人调查，第一时间通报结果。这样的舆情处置，才是民众想看到的。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呢？成熟的法治思维应该是这样：面对这样的法益侵害，可以选择走刑事诉讼（猥亵引发的人身犯罪），也可以选择走民事诉讼（性骚扰引发的侵权责任），在犯罪事实或侵权责任一锤定音后，再根据相关条例给予解聘等处分。当事人则选择了网上举报这条路，这就使得对王某某的处理顺序反了过来，先解聘，再交给司法机关处理。这样的顺序，虽然以最快速度给了当事人交代，但也折射出线下举报通道不通畅、师德失范举报和惩处机制不健全的弊病，这也是值得中国人民大学和其他组织反思的。

“24小时案例”固然优秀，但我们依然希望，这样的案例故事，能被转化到一个有序的举报机制中，让更多受到不正当对待的女性不再需要手举身份证、不再需要曝光自己，就能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就像很多家庭困难学生，不再需要公开“哭穷”，就能得到高校每个月偷偷往其饭卡里打的补助一样。我们期待着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