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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多次违反校纪校规，老师拟“劝退”将其赶出校园，此举将改变甚至恶化学生的未来命运。无论是出于同情，亦或是哥们义气，学生在操场公开下跪求情，皆因为老师是学生的绝对权威，只能用极端举动祈求老师回心转意。
中学正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老师不想救学生，学生却想救学生，以免其在步入社会生活时付出高昂代价。学生选择了自我矮化和放弃自尊的方式，不再心疼膝下的“黄金”。这是弱者面对强者时习惯性采取的弱者暴力，将法律、规则问题统统转化为道德问题，并希望对方识趣地根据道德原则重新思量，否则包括教育局在内的社会大众都觉得影响恶劣。
教育体制和机械管理没有留下在规则内议事的空间，学生只能用其他方式表达合理或不合理的诉求。因为，自古以来教育资源的短缺让握有知识分配权的老师获得太多的敬畏，他们与学生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甚至可以随意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即便学生能借用法律渠道伸张权利，但老师只需用冷淡的态度或刺激的言语就能褫夺学生的自信，校园里有太多上不了台面的规则。
在生活的他处，弱者暴力也是随处可见：当病人不幸逝去，家属抬着棺椁穿着孝衣到医院喊冤；当民工拿不到钱，就会站在楼顶或者塔吊上“自杀”吸引关注；当拆迁出恶性事件，逝者遗体会成为官民讨价还价的工具……其实，这些和你我一样的弱者，不是找不到法律渠道，就是堵封闭了抗争空间，不得不付出尊严、道德乃至生命的代价，以维护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
强者的暴虐和弱者的暴力，均借助社会舆论进行复杂的博弈，但最好的结果也只是一方赢一方输的零和博弈，大多数时候弱者输得体无完肤，并成为强者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如此一来，弱者只能用越来越决绝的牺牲来换得强者的可怜，而强者却只会用铁石心肠回报匍匐在地的弱者，在这个降低人性底线的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付出了超出承受能力的成本。
回到学生为同学下跪求情一事，磕再多的头老师也不在乎，否则会丧失群体权威，并容易引发群起效尤。如果不是社会舆论和教育部门的外力介入，下跪者遭遇“连坐”的可能性远超“公开道歉”和“心理疏导”。老师和学生权利不平等是因为法律和规则的缺失，而学校又是社会生活在教育领域的真实面孔，故此，唯有建设一个讲法制、讲规则、讲普适的空间，像学生一样的弱势群体才无需动用伤人害己的弱者暴力。
文/赵查理
来源：红网
作者：赵查理
编辑：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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