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大学收到校友唐立新3亿元捐赠，刷新了国内大学一次性校友捐赠的新纪录。分析人士指出，“校友捐赠”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一捐赠比例不高，但其发展势头给人们带来了新期待。（10月24日《京华时报》）
　　
　　作为新尚集团董事长的唐立新历年来都十分热心公益事业，并曾被福布斯评为四川省的首善，此番捐赠的3亿元将用于重庆大学新建一座信息博览大楼。平心而论，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财源大幅度依靠校友捐赠来说，我国高校收入中来自校友捐赠的款项从来就只能用来做个点缀。3亿元对一所高校发展用度来说是杯水车薪，积少成多还可能成气候，但在目前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凭借一个相对突出的天文捐赠数字，实际上根本没有底气过分渲染、过分解读为“新期待”，究其根源在于不能有效激发国人对内地高校的捐赠热情，也就没法扭转我国高校办学经费中只有低比例校友捐赠的严峻事实，
　　
　　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与国人对内地高校捐赠的低热情相比，不少人对国外高校、尤其是对母校的捐赠倒有极高的性质。比如，早在2010年，一位毕业自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学生张磊向所在院系捐赠8888888美元；而在今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用于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对于捐赠的原因，张磊当时表示是“耶鲁改变了我一生”，这其实源于一种对母校的高度认同，不说名校，西方“充分尊重个人、公平且自由”的教育共同体文化普遍可以让各大高校学子产生强烈归属感。而反观国内，除了重点大学毕业生可能还是出于“十大名校”、“211、985”等外在“牌子”因素对母校存在一定的认同外，大部分学生对母校认同感不高，甚至有普通高校毕业生在离校后都羞于提起母校。况且，毕业后学生基本就跟学校断了联系，待到成就了大事业，才会被母校“注意”到，在此情况下，对母校的认同感如何建立？如何能激发校友反补母校的热情？
　　
　　当然，内地高校财务状况的透明性低也直接导致了社会捐赠度低。不少人做慈善事业不是没有热情，而是担心钱被花得不明不白，甚至没有到该到的领域中去。诚如郭美美事业给中国红会事业带来的严重信任危机，高校也是腐败的高发区，大众对高校“乱花钱”的诟病从来就没有停过。况且基于“没有公开就没有监督，没有监督就会导致腐败”的社会共同认知，在财务状况就是笔糊涂账的情况下，高校如果要吸纳捐赠，相应的公开与监督机制就必须建立健全。
　　
　　而在这方面，西方的经验可以借鉴。不少西方高校普遍设有管理捐赠基金的专门机构，而且充分独立于学校的行政体形而企业化运作，还有由校友组成的监察会负责监督，形成了捐款去向向捐赠人和社会进行反馈的机制体制。每一笔钱花得明明白白，在提高社会信任度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校友乃至公众的捐赠热情。
　　
　　目前，我国内地高校办学经费中属于捐赠的比例普遍在5%以下，高校倘若有心在此方向上寻求突破，也该转换下一提到经费就想到对上负责，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拨款的行政刻板思路。老实说，一届届毕业生在各行各业书写辉煌，创造财富，培养他们的高校却只能年复一年地指望着向上级部门“化缘”，也是极不正常的吊诡现象。
　　
　　文/林旻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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