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日前播发报道，披露北上广津四地停车费收支不透明、至少有一半停车费没有最终进入政府财政的问题。四地相关部门在回应时，不仅依然未公开相关数据，有的还推诿扯皮，或者称收不上钱来。知情人士指出，停车场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畸高的占道停车费价格和不透明的审批制度，变相鼓励占道停车遍地开花，相关管理却十分复杂、多头。（12月1日新华网）
　　
　　北上广，加上天津、重庆和深圳，是我国的一线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口高度聚集，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也处于国内领先。正因为此，这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因此开展的改革探索，通常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更密切关注。而就在这些一线城市，也涌现出更多关心公共事务的市民，通过地方媒体和社交网络发声。
　　
　　这样的背景下，北上广津四地仍长期延续停车费乱象，反过来可以证明阻挠破除现有乱象的力量之大。
　　
　　另一方面，停车费乱象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相当有悖常理的。包括这四个城市在内，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将停车费或企业取得停车位经营权的费用，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正常的逻辑，停车费既然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地方的财政等部门就会有动力推动收费趋于规范化，减少多头管理和执法格局，祛除收费的中间环节，让收费款项尽可能完整的纳入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对行政收费和罚款还实行奖励性的返还，单位收费或罚款越多，能获得返还奖励就越高，当然会有动力保证行政规费或罚款应收尽收。
　　
　　但在北上广津，交通等主管部门对停车费征收的规范化，保证应收尽收似乎并无兴趣。这些地方的交通主管部门还无一例外宣称征收停车费，将有助于调节有车市民出行，减少城区特别是主干道交通压力——收费调节拥堵的理由，与不关心停车费总体数额与款项去向的举动，根本就是矛盾的。
　　
　　新华网报道中还提到，北上广津等地，路边停车管理层级与部门较多，监管格局颇为复杂。多头监管导致的乱局，一般情况下是因为监管事宜、对象牵扯到了多个层次和部门的职责，各家监管单位都有参与利益分配的动力（当然会因此抵制妨碍本部门获得利益的改革调整），利益诱惑越大，各相关单位会表现得更为积极，不惜上演跨级跨部门的交锋。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馒头办”、“西瓜办”打架。
　　
　　停车费涉及的多头管理，显然要比其他问题复杂得多。各部门不但消极对待停车费改革的社会呼声，而且很有“默契”拒绝过问其他部门批准设立和名义上纳入监管的停车场。这种“默契”甚至发展到几乎所有监管部门连“黑停车场”都没兴趣过问的地步。严格意义上讲，这已经不叫做多头监管造成的乱局、困局，而是多部门一起放弃监管职责，争相恐后保护与自家相关的利益集团圈地占路。
　　
　　北上广津的停车费乱象，显然已经不能由这几个一线城市的交通、物价等主管部门自行调整——这些部门大概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如前述，停车费乱象有别于一般的多头管理问题，复杂严重程度也远远超出部门通过监管“搭车收费”，牵扯到的利益链条太长，也无法通过管理模式与政策的修补来调整。
　　
　　当务之急，应立即叫停北上广津四地的停车费征收，由国家和各相关省级纪检检察机关、审计部门介入调查，要彻底清查出停车费乱象背后的非法利益传输勾当；与之同时，国家物价、交通主管部门应根据各地的停车费征管模式，敦促北上广津四地物价、交通部门限期向社会披露停车费征收账目，鼓励这些城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和网民调阅账目查找账目疑点。只有理清了停车费乱象，才能为新华网报道中的专家建言“在前端加强政策制定科学化与规划管理精细化，在后端加强各部门的协调监管和信息公开”创造基础。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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