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冯先生称，前天中午其母亲去银行办理开卡业务时，被以没带手机不能办理业务为由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后银行工作人员为其办卡。冯先生称，随后家人在银行业务回执单上看到“农民就是农民”字样。银行工作人员称，查看监控无法确定是否为银行工作人员所写。（7月16日《京华时报》）
　　
　　从报道的情况来看，截至目前，银行回执上“农民就是农民”的字句并不能确定是银行柜员所为，虽然当事人大为光火，并有种强烈的被羞辱感，银行方面在事实尚未完全认定的情况之下，已经作出相应道歉的表态，这样的危机公关应该说是诚恳的。作为行外人，我们无法确实知悉办理银行卡需要携带手机到现场是业务的必备流程，但作为一种常识推理，银行尤其是某些国有大银行的“傲慢与偏见”是屡屡见诸于报端的，简单的一句“农民就是农民”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与公众对于银行业某些不满情绪是息息相关的。
　　
　　“农民就是农民”的言语背后无非就是对农村人的一种鄙夷和轻视，这在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中表现尤其泾渭分明，吃商品粮的城市人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城里人”、“乡下人”界限观念日渐模糊，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涌进城市成了新的产业工人，或公司白领，融入城市、为城市奉献、在城市中生活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现实的大背景下，拿农民、工人身份说事不仅是过时的，也很难在群众中引起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被人讽刺“农民就是农民”其实并没什么大不了，再说，比城市人活得好的农民多了去了。再退一步讲，往前推二代，那个城市人不是从农民队伍里走出来的？讽刺“农民”身份岂不是辱骂自家祖宗？
　　
　　为何当事人的委屈能够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同，并上升到舆论焦点的高度？“农民就是农民”回执事情又一次将银行业的“傲慢与偏见”暴露无遗，从自动取款机自动吐钱事件到巨额资金划错账户乌龙，一直是一副打死不承认错误、不道歉的强势腔调，更别论降低手续费、完善服务细节等的温馨措施，一而再再而三伤害、辜负深怀期望的广大公众。无论是出于无奈的恶作剧，还是被人别有用心的栽赃，“农民就是农民”回执事件清楚无误地表达了公众的一种集体不满情绪。
　　
　　套用一句老话：“得民心者得天下”。银行业读懂“农民就是农民”回执事件背后的公众情绪，比消除“农民就是农民”回执的负面影响更为迫切，也更富有深远的意义。
　　
　　文/徐义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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