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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拉大，超过传统意义上的警戒线，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201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代表作就是《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而在2013-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就成为了世界级畅销书，主题也是挖掘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不平等。
概括经济学家、经济史学者的观点，知识传播、贸易自由、法治环境下，会触发创新，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做大“蛋糕”。但由此也将不可避免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甚至“沦落”要靠投机资本家施加援手，才能平息金融危机，这推动了之后美国出台金融监管法案，建立专门的监管部门，还强化了政府职能，直接供给公共福利，施行累进税制。欧洲的工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进程。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收缩到近代以来最低的水平，穷人子弟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我们前面提到的安格斯·迪顿，出生于英国的煤矿工人家庭，就是受惠于二战后英国的积极干预、公共福利政策，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跻身世界顶级经济学家行列。
二战后的繁荣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之后爆发了石油危机，欧洲和美国长期推行“大政府”积极干预和大量公共支出，却无法避免效率低下问题。于是，1980年代开始，以减税和裁减政府职能为中心的改革，在美英等国兴起，并迅速扩散到全世界。之后，苏东集团解体，印度、中国等国家开始市场经济建设，又带来一轮国企私有化浪潮。这些改革、进程都促成了新的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
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更成为持续至今的新造富动力，从比尔·盖茨到马克·扎克伯格，从柳传志到马云、马化腾。这些技术型富豪几乎都是白手起家，尽管少不了政府的支持，但其收获的财富红利主要是创新红利——对这样的人如果课以重税，好像有点惩罚勤奋、奖励懒惰的意思。事实上，不管是哪个国家，以及中国的哪个城市，技术型富豪的税负都是很轻的。
因此，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不平等问题，成因具有多样性、复杂性。
财产的不平等，不等于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但现在的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调整，使得财产（购买支付能力）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大，会因此对竞争结果带来重大影响。比如，不光是一线城市，包括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在内，能否进入好的学校，能否获得好的医院的服务，不完全跟钱挂钩，但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钱，就将与之绝缘——钱可以改变竞争机会，让原本竞争中的不入流的竞争者，跟竞争中的优胜者放在同一序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会热衷为孩子报读一流的培训学校，为进入名优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挤破头”？因为事实结果就摆在那里，如果不能从一开始就跟上竞争的节奏，很可能就已经注定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又比如，自主招生考试，比起过去的高考单一的考察方式，更能挑选出具有各种特长、能力特征的优才。问题是，高考单一方式，对于中下收入甚至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意味着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命运，而“各种特长、能力特征”，却是现有的中小学教育体系所不能给予和培养的，只能花钱、烧钱，然后“单曲循环”……
在中国，还存在因为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另一种不平等，再加上体制身份所造就的不平等，跟之前所说的财产不平等，三者聚合，使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不平等现状，颇为突出。
去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三五规划单辟一章，提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行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要求。这些要求如果能够落到实处，有助于减缓突出的社会不平等态势，赋予人民以公平公正感和奋斗热情。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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