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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刑法第383条和386条的规定，贪贿犯罪在金额上分为三个档次：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7年有期徒刑；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含本数）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此次《解释》也是分为三个档次：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30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两相比较，区别凸显，过去刑法所确定的贪污贿赂犯罪金额的标准，被大幅度提高。起刑点从过去的5000元提高为3万元；死刑点从过去的10万元变成了300万元。如果是在起刑点以下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原来规定是2000元以上即可判刑，新解释则规定必须在1万元以上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于两高《解释》的态度鲜明，肯定支持。有的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提升起刑点势在必行。有的说，《解释》体现了刑法宽严相济的原则，符合刑罚配置平衡原则。还有的说，司法资源有限，提升起刑点，有利于将资源放在最严重的贪贿犯罪行为上等等。
笔者是法律界门外汉，对刑法学一窍不通，两高《解释》是否得当，专家学者之言是否都真有道理，不敢置喙。不过，连日来，我采访了众多社会各界人士，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提高贪贿定罪量刑标准，弊多利少，亟须弥补。上述专家学者之言，明显偏颇，实难服人。
十八大以来，中央三令五申，“要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按照这个精神要求，贪贿定罪量刑标准，不仅不应该提高，而且必须降低，否则，如何体现“高压态势”“零容忍”和“严惩治”？
以往贪贿5000元必须定罪判刑，今后3万元才可追究刑事责任；以往死刑点是10万元，以后宽限至300万元。这给人们的直观感觉只能是：法律惩治贪贿犯罪行为“减压”了，不再“零容忍”了。毫无疑问，其威慑力势必弱化。在客观上，对贪贿犯罪行为是纵容，难免引发贪贿犯罪行为反弹和蔓延。
笔者在调查中，还听到一种说法。“打虎”“拍蝇”，党政官员贪贿犯罪越来越多，影响声誉，监狱人满为患，提高定罪量刑标准，方可缓解压力。此言未免有些偏激，但也是一种民意的反映，亦值得听取。
还有一种说辞需要厘清。贪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提高后，有党纪政纪挺在前面，不够刑责的，可由纪律惩治。这是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逻辑。法律至上，法律惩罚是纪律无法替代的。譬如，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判处了刑罚，前提必须“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再判刑。而纪律最严重者，也只是“双开”了之。纪律处分与刑法处罚不可混为一谈，不言而喻，无须赘述。
总而言之，两高“解释”提高贪贿定罪量刑标准，负面影响明显，难免产生“反腐降压”“宽容贪腐”的误导作用，这可是与中央铁腕反腐精神背道而驰的。
文/石飞
来源：红网
作者：石飞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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