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疑云笼罩了3天之后，美国财长姆努钦开始对外放风有望“停战”。（3月26日澎拜新闻）

　　从前几天疑似中美双方开出的贸易战“清单”来看，很多人将其称为一个发达的“农业国”对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国”的贸易对垒。这样的评价，咋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这样的清单展现的，却是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获益水平，以及不同的发展动力和潜力。

　　可以概略地说，当今的美国真正在生产的普通商品基本就是农产品，借助大量的农机具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其他，除了核心的富含高技术的产品外，普通生产活动基本外包。国内大量的就业来自服务业，即我们常说的第三产业。这样的经济结构，其优势尤其是获利能力非常明显：农业借助机械，个人生产率非常高；掌握核心技术核心工艺，控制高精尖设备以及新材料的生产与销售，严密掌控产业链，将低端高成本高污染的生产环节外包，不仅获取了产业链上的绝大部分利润，还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丰收。这样的经济结构，与其对垒的一方很难从工业条线上采取反击措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原本就很难进口，一反击更没了。服务业基本在美国本土，反击不了。如果能让对方有点痛感的，就剩下农业。

　　有人会说，这么好的经济结构，榨取了绝大多数产业链条上的利润，美国人怎么还不满意，还吵吵着要搞“贸易战”呢？

　　因为，美国已经病了。它得的是所谓的“大企业病”，缺失的是发展动力及发展潜力。

　　什么是“大企业病”？通常人们聊“大企业病”，说的都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等等，这些是表象。“大企业病”的实质是因为激励错配而使得内部人员的工作目标、工作动力缺失而形成的上述病态。

　　大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激励错配呢？试想，一个大型企业，由于对所处的产业链的掌控能力而获取了产业链上的绝大份额的利润，这些利润需要在企业内部进行分配。那么，如何分配呢？人力资源管理就分配提出了“3E”原则，内部公平、外部公平、自我公平。但显然，因为企业的江湖地位，使得外部公平基本不用比较，处于领先地位；而内部公平，则因为企业已经脱离了生存困境，可以多维度多层次发展而使得评判的标准更加多维多元，这就与自我公平产生了冲突。比如，生产线与职能线的比较，技术线与高管层的平衡，前台与后台的分配标准等等。这些都让那些自我认知付出大于获得的人产生了惰性，一方面，企业规模太大个人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另一方面，外部公平的超出又使得离开的机会成本太高，于是原本高效率的人员开始出现怠工，恶性循环，企业整体发病就自然而然。这其实跟“大锅饭”很相似，或者说，“大企业病”就是一种“大锅饭”。

　　美国现在的情形与上述的大企业非常相似。以综合能力控制了各类工业产品的高端，将低端生产制造外包，再以需求收口，形成一个闭合的产业控制链条。通过产业链条的控制，获取高额利润，这些利润进入美国后需要进行分配。怎么分？通过美国的服务业进行分配。举个例子，美国没有大规模推进电子商务，而仍然依靠类似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以及遍布社区的小商超售卖货品。即便存在电子商务，也强调“线上线下”结合。为什么这样做？因为，通过庞杂而非集约的人力服务，让更多的美国人参与到服务大军中来，并以此分享了美国强大国力造就的工业线条上的财富溢价。当然，这样的分配与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不对等的。

　　而正是这样的不对等，类似“大锅饭”对美国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突出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已经减弱，虽然最尖端的创新源还在美国，但创新的范围、普及度已经呈下降趋势。为什么？就是上述的分配与劳动价值的不对等导致的激励错配挫伤了创新的动力。而且，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政府在相关创新的应用上也掣肘多多，比如电子商务的受限。毕竟，就业人群的就业能力不是想调整就能调整的。因创新而导致就业情况劣化，选民不会答应。

　　其次，因为对利益分配的不同认知，特朗普面临美国内部产业重新调整的强烈要求。他特别要求传统制造业的回流美国，应该就是选举选票因素所致。而经过数十年的产业外包，美国劳动力的技能状况已远不如从前，这中间的成本缺口靠政府提供优惠弥补，对美国政府来言其实并无多大益处，甚至是包袱。对就业人群以及美国人民也没更大的益处。习惯了服务业的非标准化体系，再次适应制造业严苛的工作标准，美国人民受得了吗？这也是大企业迷失目标的一种病态。

　　当然，贸然开启“贸易战”，对国家自身能力的盲目乐观，其实也是大企业病的表象——由于对一线、企业内部实际情况的不熟悉，信息失真，决策失灵、决策失误、决策冒进，是很多大企业为了改变现状又对自身实力过于乐观而导致的最为可怕的恶果，因此而大厦倾覆的企业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可以说，特朗普开了一个并不好的头。

　　总之，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要改变美国当下的一些现状，要治好美国的“大企业病”，还是需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对症下药。总想着转移视线、抄近道走捷径、强势对外甩包袱，其实于事无补。

　　文/贺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