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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某个人或某个人群，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人群的仇和恨，如果存在的话，一定不是毫无来由的。尤其是当这种“仇恨”在某一区域、某一时期、某一事件中集中表现出来时，更是如此。
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这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在任何历史时期，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两个群体。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古代文明社会，是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对立性，但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其对立性正在减弱，两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现实中也是如此，传统“治理”的“治”正被“管理”所取代，“理”则正被“服务”所取代。也正因如此，民众才被称为国家的主人，而官员则被称为人民的公仆。
但是，传统的惯性在相应的制度尚不完善的前提下，并不以理念的改变而发生必然的改变。很多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官员比比皆是，权力在他们的手里，不是服务公众的工具，而是为自己谋利，为小集团谋利的工具，或者仅仅是显示其具有支配他人生活甚至命运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对手中权力的运用必然会导致其与公众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引发激烈的冲突。这样的事情多了，官员在公众眼里的形象就会降低甚至被丑化，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仇”和“恨”。严重情况下，这种“仇恨”还会在公众那里形成条件反射，将任何与官员有关的行为，尤其是对弱势者运用公权力的行为认定为是“以强凌弱”。
究其本质，“仇官”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仇官”是一个从来就不曾真正存在过的问题，“仇官”者所“仇”所“恨”的，绝不是官，也不是官员所组成的政府及官员群体，而是权力的滥用，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
李昌金所谓的“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所透露出来的，其实是“杀鸡吓猴”式的逻辑，是以强拆后果的示范效应来逼迫更多的人“自愿拆迁”，这不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是反法治社会的不良行为。除了加剧官民对立，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法治社会并非不可以有强拆，实际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有明确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即所谓的“司法强拆”。问题在于，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政府部门要依法行政，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立才会减少，所谓的“仇官”才会消失。
文/张楠之
来源：红网
作者：张楠之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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