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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红头文件劝捐。之所以用“又”，是因为它在公共视野里就不曾绝迹。仅在去年，遭曝光的就有江苏高邮搞“慈善一日捐”、盐城发文给红会“筹款”等。它们甫一披露就饱受诟病。本以为，殷鉴在前，地方政府会虑及舆论敏感度，给下文件“劝捐”的做派画句号。没想到，台州又重蹈覆辙。
此次“有组织”劝捐，名义是助力“五水共治”，也即“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理由很堂皇：“治水”关乎民生，将防洪排涝、清水治污、节约用水等提上治理议程，颇具系统性，也考验治理层次与力度。
“五水共治”确实是善政，也需要众力共襄，当地“除政府投入外，将积极吸引民间资本”的思路也没错，问题是，这不等于能发红头文件劝捐。从现代政治角度讲，政府是个公共主体，税收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若以公益为名创建政府第二财政的“文件夹”，则违背了角色伦理———要知道，对政府取得预算外收入的做法，国家是明令禁止的。治水既为政府应履之责，就应该财政兜底。
当然，“五水共治”有着公益项目的属性，公益组织发动专项募捐，为治水提供物力支持，也未尝不可。但这类募捐的发动主体，也限于有资质的公益组织，而政府显然不在此列。
政府确应为培育慈善气候提供制度保障、政策条件，但不应越俎代庖，忘了自身担负的“监管者”角色。若它伸出行政之手搞所谓“劝捐”，则逾越了职责边界；而“自己监管自己”的格局下，慈善监督也会被架空，善款流向、使用过程的明细等，也难免在制衡乏力中变得混沌难辨。
众所周知，红头文件劝捐，容易异化为摊派逼捐。我国《公益慈善法》中明确禁止搞摊派。可在眼下，太多募捐、劝捐掺杂着逼捐成分，“被自愿”景象极为常见。这也构成对捐款人的意愿绑架、意志裹挟，有违捐款“自愿性”原则，让公益变味。
当地工作人员称，“并没有强行规定”。可既然没强制，那为什么还要按级别定捐款额？为什么要制订这类标准“供参考”？公益可以有“海量馈赠”，也该不拒细流，关键在于尊重个体的自主权利。捐款额都“明‘级别’标价”了，还打着“只是参考”的幌子，这何尝不是变相强迫？
发红头文件已经是个错误，按级别划定捐款额，无异于更是错上加错。它以“级别论”托底、“一盘棋”统筹的劝捐思路，本质上就是逼人就范。到头来，从上到下，在捐或不捐、捐多捐少上，其实压根就没多少回旋余地。由此造成执行走偏，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它指涉的“滥发红头文件”之弊，也并非只体现在劝捐上。在当下，地方政府红头文件“卖烟”等怪象已是迭出，它就像“长官意志”头上长出的犄角，丑陋难看。就拿捐款来说，公务人员有此自觉自然很好，但那也该是私人范畴的事，岂容行政干预。
政府“劝捐”，说到底，是没厘清权责，陷入职能错位。畸形的“摊派病”，应在约束权力的框架下得以遏制。与此同时，也不能忘了对滥发红头文件乱象的矫治：本质上，它不是对法治路径的沿袭，而是行政权力无序扩张的“病况发作”。
文/佘宗明
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佘宗明
编辑：易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