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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诗写作颇费心机和极具难度，它通常是激情之后的智性抒情，吴昕孺不仅迎难而进，而且对长诗的常见问题较好地进行了处理，这份才情与心情，与《原野》这个书名非常合意。
“原野”在今文化视域里可谓多义和常用，昕孺未给诗集采取“抢眼”的名字，大约也透露他的性格与观念，静态的时空、未被破坏污染的自然区间……一种开始、曾经或是蓄存——“原野”，这个词，这个在当今时代仿佛与繁忙、被动和蒙尘的我们逐日疏远的地方，其实多么诗情与画意。
吴昕孺的“原野”，显然并非实指的某地而是某种方向或可能的目的地。一种在陷落与上升之间反复起着平衡与缓冲作用的想象时空，理想与情感的容身之处、栖居之所。这也意味着，昕孺既能从容淡定，又葆有人到中年后易失易变的激情与求真意识。
朝着这个方向、目的地行进的过程，是身的经历也是心的感应，它构成并有效地支撑诗人的精神图景，这过程是兼容、宽容的，当然也是过滤和选择的。容与择，是一种“寻找”，“去寻找我们遗失的梦境”，它可能是“本能与感官交织的图案”，“熟悉的地方”，“那里存放着我们的裸体”，“周围是夜晚、群星、松林和潮汐/远去的马蹄，以迅如闪电的疾行/让原野颤栗不已”（《南方，南方》），又或许是“长春巷”、“石头”，上升或“陷落的十月”。
“十月”对于昕孺显然具有很特殊和重要的象征意义——无论这是预示着即将来到的金黄的收获与回味，或是枯黄的失败与过去，十月在此都作为一种时空界面充分衬托出诗人的情感与思考，与其敏感的心灵随时相应。
如果说“十月”是“原野”的中心区域，那么上升或陷落，换言之也就是一种“平衡”的反复，与时间（十月）有关的这两种动态，是进入和推动《原野》的关键词，由此统领来看《原野》，便能找到合适的距离，来测量和理解到诗人的轻吟、悲歌和变奏曲，这些由时光、爱、梦境组成的材料，让诗人的记忆、纪事与纪念在反复的缅怀与判断中，充满深度的矛盾感，文本的丰满也自然而然。
于是，我们能感到，“原野”也是“原来”，是诗人本身、诗人之心，它纠结于遗失的美好，更欲通过梳理达到自洁自律与自我完善。而作为诗集的《原野》对于诗人则是标志性的，它表明昕孺的写作进入到了新的成熟期，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B】
人人都心存一个亦真亦幻、大小不等、层级不一的“原野”，但并非人人均能有效审视和描述出这实在或可能存在的“原野”，吴昕孺的创造力由此集中可见。
一般而言，大作难顾细节，从阅读上会产生遗憾，昕孺的把握与处理却是值得借鉴的。从结构方面看，长诗《原野》粗看是一个整体，近视则可为诗组，再微观之，便是可以独立自在的首首短诗；就诗组而言，各首诗自有主题与内容，又仿佛近邻或亲戚，相互间有着内在联系。如此看，《原野》其实也就是无边界的容器或承载物，却自然敞开，阅读角度可以自由调整，从任一首诗都可以介入且不会产生阅读障碍。
此外，昕孺通过对“时间与人”、“地理与人”关系的强调，巧妙将“情感与人”若明若暗地呈现其中，这情感，则以“爱”为主线，这爱，则处理得相对“模糊”，既有对个人爱情的澄清、梳理和叹息，又有普遍性的对人、对物、对身外世界的大爱及人之常情。从中可见诗人文化底蕴的积累度颇高。在表达上，其场景摄制、空间描绘等的综合运用与呈现，使《原野》与传统长诗常见的主观感慨、神性励志和远离时代环境的倾向不同，也在相当程度上有效距离于抒情的清浅与泛滥调式，昕孺使他的作品不仅“有内容”，平添多维与可读性，他更让这内容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其实，有“实”的基础，诗歌更能接近高度的纯粹的“虚”。《原野》在此清醒地规避了那种被人为拔高的临空蹈虚、装神弄鬼、堆砌知识、傲慢表态的长诗写作。
吴昕孺的创新还在于，他把个人经验与现时发生巧妙地融为一体，在个体记忆基础之上，无意中也成了同类群体的代言人。他所“说出”的关于爱、关于永不可终的成长、存在的身份、现实环境……都在个人性的基础上具有可以共鸣的普遍意味，亦可说，作为个人史的《原野》既是诗歌的，也是小说、散文的，还是历史的。
“清醒”对于一个纯粹的诗人永远是重要的。《原野》的“序曲”为：“你懂得它/便拥有它/你不懂它/它依然在……”，“终曲”为：“你懂得它/它就是你/你不懂它/它仍是你……”始与终，淡静地呼应，这呼应不仅是文本结构方面的，二者间，是三千多行的“原野”，自律与自洁的清醒者，可以经过、穿越，回到“原来”的“我”，像昕孺那样，在持续的怀疑与释然之间，在必须的陷落与上升之间、之后，继续朝向“原野”的深处或下一个“原野”：可能的素朴家园，最近也最远的自然。
(赵卫峰：1971年生，白族，诗人，评论家，贵州民族学院文学客座教授、贵州师范大学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曾被评为改革开放30周年贵州十大影响力诗人。曾获贵阳市政府文艺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等。)
来源：红网
作者：赵卫峰
编辑：王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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