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广州第十二届性文化节开幕，参展厂商邀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性学家彭晓辉演讲。下午14时许，在彭晓辉演讲时，一名大妈突然冲上台来，举起提前准备好的粪便，向彭晓辉当头泼去，彭晓辉措不及防，头部、脸上、脖子、身上一片污秽，现场臭气熏天，场面混乱。泼粪大妈随即被现场安保人员控制带走。（11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今年8月1日大连举办的“大连国际成人展”上，就有大妈级的市民朝女优扔鸡蛋表达抗议。而在西安、哈尔滨、天津等地举办的此类“成人展”上，也曾有市民以喊口号、扔矿泉水瓶等方式表达抗议。不过，很显然，像广州这位大妈一样对专家公开谈性感到不爽的人不在少数，但采取泼粪的带有极强羞辱性的极端方式表达抗议的却不多。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活动现场“搅局”的多是“大妈”级的人物，而非比他们小一辈甚至更年轻些的年轻人。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就“大妈”们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年代来讲，人们对于性是极端保守的。对于夫妻之间都耻于谈性的人来说，在公众场合谈性则更是不可接受的事物。
　　
　　可是，对于自己不能接受的事物，就要羞辱之、攻击之、毁灭之吗？
　　
　　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不一定是包括性观念在内的各种观念都更加开放的社会，但一定是对各种观念都更加包容的社会；不是对各种观念包容到不容人抗议、质疑的社会，而是所有的抗议、质疑都在某种限度内进行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抗议可以，甚至扔东西也可以，但扔什么、怎么扔却大有讲究。扔什么、扔到什么地方算抗议，扔什么、扔到什么地方算羞辱，也必须有一定的界限。否则，一看不惯别人或不能接受别人的观点就泼粪羞辱之甚至暴力相向，那绝非社会的进步，而是开放与包容的缺失。
　　
　　为什么开放与包容如此重要？因为，不能公开谈论的问题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罪恶——这种罪恶要么来自问题本身，要么来自问题的衍生物。比如，在性不能公开谈论的时代，连对女性犯罪的强奸犯罪都是不能公开谈论的——至少对于被侵犯者来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对此类罪恶感到羞耻的不是本应羞耻的施暴者，却是本应被同情的被侵犯者。直至今天，在对性问题偏于保守的地区，被强奸仍然是一件“丢人”的事，当事人除了隐忍还要忍受他人的无端白眼。
　　
　　能否公开谈论性论题，或者说，对待性的态度是否开放、包容、积极、健康，其意义不仅是性本身，更是处于弱势的现实的或可能的性侵害对象能否受到保护。当性可以被大大方方地谈论之时，性这样一个“人之大欲存焉”的事物才能脱去敏感的外衣，给人以美的享受；当性不再敏感，围绕着它的犯罪也会减少，或者至少会遭遇更多的反击。而一个性不再被保持遮遮掩掩的神秘感的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文/张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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