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深圳徐小姐犹如“西天取经”般，历经磨难的寻“机”之路。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不是一般的复杂，这倒不是记者采编水平的问题，而是匪夷所思的情节，让人迷茫无措，如坠雾里。我这里拆繁就简大概梳理下，也免去了您阅读新闻全文的纠结、错愕。
　　
　　徐小姐家住深圳，国庆期间带着新买的iPhone6S去湖南衡阳旅游时，手机不慎“丢失”。此后，徐小姐通过手机的特殊定位功能，查到了自己的手机在广州一家服务商处维修，徐小姐历时一月之久的寻机之路就如此开启了——这是标题里的“机飞”；广州某派出所告诉徐小姐，事发湖南广州警方无法受理，需湖南警方发函——这是“蛋打”；湖南警方向徐小姐表示，向广州警方发函需要省厅批示，程序繁琐，有难度——这是失而复得何其难！
　　
　　这就是湖南“机飞”广州“蛋打”的全过程。悲催的徐小姐，自己的手机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乘高铁往来奔波湖广两地，找回自己被盗的手机怎么就这么难？
　　
　　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各方在程序上都没有错。徐小姐在湖南丢失手机，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手机怎么丢的，自己已经记不清了”，湖南警方甚至不能以盗窃立案，因为也有可能是保管不善丢失。警方跨省发函请求异地警方协助调查，需要省厅批准，程序上确实很繁琐。再说了，广州当地派出所能分分钟搞定的事，却要求湖南警方飞赴千里缉盗，确实也容易造成警力浪费。这么说，湖南警方没有错。
　　
　　徐小姐手机是在湖南丢失（被盗）的，没有湖南警方请求协助调查函，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很为难”的广州警方也没有错。
　　
　　那究竟错在了哪里？是徐小姐错在拿手机去旅游，又没有尽到保管之责？还是这点小事本来就不该麻烦警方？徐小姐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认倒霉；一个是“自力救济”，这个后果就很难预料了。如果只有大案要案，人命关天才能麻烦警方，除此之外统统自我“包打天下”，大不了拼个你死我活，那么还需要纳锐人供养派出所这些管“杂事”的派出机构做什么呢？
　　
　　不过，事实证明警方（派出所）也不是只管大事的，有些小事也很上心，咱这里举两个例子。
　　
　　2012年2月，一名叫河原启一郎的日本自行车爱好者，在武汉丢失了一辆自行车，武汉警方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布消息，称17日晚9时，武昌公安分局东亭派出所接到来武汉旅游的河源启一郎报警，称其停放在东亭辖区汉街入口处的自行车被盗。武昌警方表示，将为河源启一郎提供一辆自行车，以方便其继续武汉之旅。于是，日本人河源感动地发现，“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据2012年2月《人民日报》）。
　　
　　2007年8月，从北京来番禺考察的韩忠朝教授不慎丢失公文包，番禺区公安分局在案发一小时后帮助韩教授找回，韩教授感激不已（据2007年8月《南方都市报》）。
　　
　　您看，不知道这算不上内外有别，算不算VIP与P的区别。这也难怪有网友看到徐小姐的寻“机”之路后，不无感慨的在社交媒体上评吐槽：假如徐小姐是日本人或者是诺贝尔获奖者啥的，这个故事一定会被改写。对此我毫无异议，徐小姐“鸡飞蛋打”故事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地方）文明水准的标尺，它的刻度恰恰标注在，某些行政权力对普通人权益的漫不经心上。
　　
　　文/猫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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