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为学生“减负”，然而在现实中，“减负”令却并非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事实上，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由原来的显性模式转化为隐性模式，原来的“拼孩子”也扩大为“拼家长”，为此有家长抱怨“影子作业”使全家生活如同“打仗”。（11月9日《中国青年报》）
　　
　　可以说，虽然在近些年来，中央政令三令五申、社会热切呼吁、学校密切配合，但快乐学习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度的课业负担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着。例如长期以来备受社会诟病的两个问题——补课与过度的家庭作业，对于前者，学校内部禁止补课，就有老师将补课放在校外，明文禁止老师补课，就有老师暗中补课；对于后者，政府禁止学校留家庭作业，就有老师发明“影子作业”，并以各种方式奖掖、鼓励学生以及家长自动“加负”的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过度的课业负担从显性走向隐性，非但没有缓解此前存在的问题，反而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暗中补课因其缺失了教育机构的节制反而加重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而影子作业因其丧失了公开的约束反而增益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毫不夸张地说，过度的课业负担这一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
　　
　　原因何在？主要在于减负一直缺乏治本之策，无论是中央的政令，还是教育机构的措施，都着眼于负担本身，而没有触及根本问题，也就是过度的课业负担所依赖的应试教育的土壤。而应试教育的土壤，又依赖高考这一指挥棒。而且，如果梳理近年来的高考政策，我们不难发现，高考政策的改革非但没有缓解考试、分数在升学录取中的重要性，反而更强调纯粹的卷面分数本身，而这一点恰恰强化了中小学教育的应试特点，助长了学校以及家长对于考试、分数的情有独钟。
　　
　　当然，我们并非不能理解中央政策的两难。一方面，高考之所以成为指挥棒，原因在于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学历情结、名校情结，在这种情结的支配下，社会资源配置、就业升迁都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拥有高学历、名校出身的人群，没有这种身份的人，即便也有成功的希望，但相比前者，成功之路无疑更困难、更逼仄。另一方面，正因为上述原因，高考也就尤其关系社会各阶层能否顺畅流通，关系社会各阶层是否固化，高考就成为一个社会的关键枢纽；所以，高考的公平就尤显重要；而最能体现高考公平的，无疑是卷面成绩，为此，高考制度改革一再强化高考卷面分数在高考录取中的比重，根本目的就在于保证高考制度更公平。
　　
　　矛盾也就由此形成，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呼吁减负、淡化应试，而在高考制度上又强化考试、分数本身的重要性，二者显然是割裂的、矛盾的。这必然导致减负与快乐学习沦为口号，沦为纸上的文件，必然导致“减负”而越减负担越重。
　　
　　为此，减负需要治本之策。但是，如果治本之策无法在短期形成，或者说无法在短期奏效，退而求其次，学生课业负担至少应该是可控的、显性的，也就是说，需要在教育结构的节制约束之下，在社会的监督之中，而不能脱离约束与监督，成为隐性的、潜伏的。否则，正如上文所说，缺乏教育机构控制约束的补课行为以及不公开、隐蔽的“影子作业”既会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又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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