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中午，马云邀请80余位国内知名企业家齐聚三亚，在2017年“马云乡村教师奖”即将颁发之际召开了一个沟通会，认真探讨一件关于教育脱贫的事情——在中国贫困乡村进一步推动并校计划，同时让那里的孩子们能够读上条件完善的寄宿制学校。

　　偏远的村小与合规的校车，似乎像野菜与咖啡般，有着物质上的违和感。

　　在中国乡村凋敝、城镇化飞奔的路上，撤校并校是个谁也挡不住的潮流。那么，如何让路远的孩子能在小学里有个不太艰辛的童年？这是教育脱贫议题中绕不开的一环。就像我们热议的“冰花男孩”，虽然媒体帮其圆梦北京，不过，校长说得很现实、亦很悲凉：该校共有140余名学生，大部分学生的家距离学校都比较远，福满的回家路并不是最远的，而最远的一名学生从家到学校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可是，校车呢？这问题，大概无异于“何不食肉糜”。

　　让更多“冰花男孩”有寄宿制学校可读，也许这比带着福满转悠在京城更迫切、更关键。

　　数字是最好的逻辑。一方面，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农村小学数还是44.03万；到了2012年，全国仅剩15.5万所村小，减幅达64.8%。另一方面，2008年，一份对全国8个县77个乡镇的研究表明，经历撤点并校后，有58.86%的小学生家校距离变远，平均变远了9.19公里。“冰花男孩”所在的云南昭通也不例外，该市19个乡镇共有943个村子离小学5公里以上，占村子总数的35%。毋庸讳言的是，教育的贫困，才是最彻骨的贫苦，是最固化而绝望的贫困。教育脱贫，不仅在于保住那些消逝的村小、留住那些四散的村师，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上学不至于成为攀天梯、爬蜀道的高风险之事。

　　按照马云的设想，村小应该是这样的：“周五用校车将孩子们送回家，周一早上再从村口把孩子送到学校；农村里的留守妇女通过培训成为生活管理员，照顾孩子们生活；学校规模大了，有几百个学生，教师也有积极性。”这里有两个前提：一是加速贫困乡村撤销速度，真正盘活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二是寄宿制确能为义务教育兜底，像欧美一样解决家长和教育的难题。坦白说要完成这个任务，“难度系数”并不算小。最重要的是，贫困地区教育治理要能跟得上寄宿制村小的迭代现实。在公办幼儿园丑闻频出的当下，这个过程尤须审慎严谨。

　　不过，千难万难，总要向前。教育脱贫的初心，不是感动之余给支付宝转点扶贫资金那么简单，而应该立足于“授人以渔”的本质，让教育赋能于每个“投胎模式”有别的穷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脱贫更为要紧，它不仅事关乡村振兴，更关切每个穷人的命运。村小要有校舍、要有好老师、要有好校长，要带着这些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们享有职业的荣光于尊严；而在最广大辽阔的贫困村庄，让孩子能享受到基本义务教育的便捷与温暖，这是“第三次分配”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富人明白这个道理，就更了然慈善的真意。

　　把教育脱贫落实到每个KPI上，把解决最短板处的症结放在教育脱贫的优先序列里，惟其如此，即便不去三亚加冕、即便没有阿里领衔，乡村教育之根不倒，乡愁必有芳华激荡。

　　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