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庆贵

所谓众口难调，原指饭菜难合众人口味，引申意为难将众人意见协调一致，亦喻指难让所有人满意。

就饭菜口味而言，缘于地理人文民族习俗诸因影响，各地民众口味迥异，遂生成风味各异地方菜系。说白了，先有口味不同，后有“十大菜系”，而非相反。尽管食不果腹饥不择食年代谈不上协调众口，但并未改变众口难调原生本然状态。若说众口难调乃基于生物自然选择的常态，众口一味则是基于社会特殊情形的非常态。

黑格尔开示：“存在即合理。”如同饭菜难合众人口味一样，个人意见众口难调也是客观存在，非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不同意见作为矛盾，正是事物发展内在动力。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强调是非曲直越辩论越抵近真理，进而藉以求同存异推进事物演进。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语，强调理性交流并不寻求双方观点一致，而是彼此尊重容纳对方异见；非理性交流则或隐瞒观点或了无思想或人云亦云，甚或刚愎自用党同伐异。显然，基于绝对一致的众口一词乃非理性状态，基于不同意见的众口难调才是理性状态。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的名言，被公认为人类理性思考和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人，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20多年间，深入研修恩师思想和古希腊各流派，渐次与老师观点产生龃龉。惊世骇俗的是，他并未被老师光环蔽眼而放弃独立思考，而是大声喊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试想，设若“三贤”不是同样基于对真理近乎“离经叛道”的执著追求，会成就三代师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思想丰碑，会留下“后浪推前浪”旷世美谈吗？

列宁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马克思语似乎为之诠释：“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地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在陡峭的山路上，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峰。”所谓“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峰”的人，说穿了，其实就是有希望抵达和触摸真理的人，这些人中翘楚自然贵为芸芸众生中极少数。160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由于反对地心说，力推哥白尼日心说，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并于当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成为捍卫真理的殉道者。后来实践证明，布鲁诺观点和主张完全正确，真理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现实悖论是，一方面，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民主决策通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希特勒疯狂迫害犹太人时，先将爱因斯坦大街改名，再去其住处抄家，又以2万马克悬赏他人头。这些下三滥手段均可手到擒拿，让纳粹棘手的是爱因斯坦的皇皇相对论。于是他们暗中作祟，先让100位著名学者撰文公开反对相对论，继而结集《一百位教授的证明：爱因斯坦错了》一书，觊觎用“多数”强调“正确”。时值爱因斯坦在美国讲学，他看到书后不屑揶揄：“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只要能证明我错了，一个人就足够，现在他们来了100个，其实一点也没有用，100个零加起来还是零！”对待认知正误判断，国人“祖宗之法”也具两重惯性：强调“正”时，动用多数压制少数；偏向“误”时，夸大精英观点否认多数意见。假如复加掺杂权力抑或被权威插足，便能将多数挤兑成少数，也能把少数虚张为多数。可见，举凡事关公共利益重大决策，少数服从多数未尝不失科学理性；而对于事关观点正误判定，少数服从多数则失之于简单粗暴。事实上，人类史上不少惨痛教训，就肇祸于打着少数服从多数正义旗号的“多数人暴力”，敬畏众口难调保护少数意见永远值得世人刻骨铭心。

面对众口难调，对不同意见竭力排斥甚或大打出手，后果不堪设想。纳粹高层权力争斗向来尤烈，希特勒不止一次密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要命的是，无论希特勒下达多少道命令严禁争论外泄，也不可能真正消除内部意见争论的客观存在，可以说，自他打压屏蔽众口难调之日起，就注定走向了自掘坟墓的不归路。

众口难调不仅是物竞天择自然法则使然的正常状态，而且是优胜劣汰社会规律作用的健康样貌。理应捍卫其不被人为打破和恶意毁损，说到底，还得仰仗坚如磐石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