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舒（华东师范大学）

据《工人日报》12月7日报道，今年9月，辽宁沈阳的小刘因母亲身体不适，自己又在外地无法及时返回，于是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了一位陪诊师。陪诊师在了解刘母病情后，给出了就医建议，并向小刘推荐了当地某知名医院的一位相关门诊专家。然而该院公众号挂号页面显示，第二天相关门诊的普通诊和专家诊均已“号满”。小刘将情况告诉陪诊师，对方却表示，其能帮忙挂上该院的专家号，只不过要收取相应的服务费。

乍一看，患者有代挂号的需求，陪诊师“办事拿钱”，似乎合情合理。可稍作思考，患者挂不到的专家号，陪诊师却能在“号满”的情况下动用某些手段挂到，并借此营利，这真的合理吗？

陪诊师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其核心职责是提供陪伴服务，帮助患者解决就医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然而，部分陪诊师将代挂号发展为所谓其职业领域内的一项“服务”，对此额外收取费用，这不仅违背了陪诊师的初衷，还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如此陪诊，陪诊师与黄牛、号贩子又有何区别？于患者而言，意在获得专业就医指导和心理支持的陪诊反倒成了不得不额外砸钱的“赔”诊。

不仅如此，陪诊师借代挂号牟利还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分配不公。据《工人日报》报道，号源紧张时，陪诊师往往会通过与黄牛合作，或是利用“自己人”的身份信息挂号后再倒号进行代挂号。如果医院内部有“关系”，陪诊师也可能找专家加号。无论如何，在医疗资源本就紧张的情况下，部分陪诊师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号源，既有违公平、公正的原则，也在事实上挤占了其他患者的就医机会，这无疑损害了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

而之所以会出现陪诊师借代挂号营利的现象，首先固然脱不开利益的驱使，然而还应当看到的是，这也暴露了陪诊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现阶段，针对陪诊师这一新兴职业，我国出台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并不完善，对其职业责任的划定也不够清晰。代挂号是否属于陪诊师的分内之事？还是其可以沦为陪诊师额外营利的手段？这些均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如此，便导致了部分陪诊师在模糊的职业边界上反复试探，以陪诊师之名，行“中间商赚差价”之实。

陪诊本是在充满温情的人文关怀中诞生的，确实不该成为乱象丛生的营利场。故而，在陪诊行业日益壮大的同时，相应的制度建设和监管也应齐步并进。首先，政府当加快制定和完善陪诊师行业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确陪诊师的职业责任和行为标准；其次，行业内部也应对从业人员有所规范，加强对陪诊师的管理和培训，提高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另外，还应鼓励社会各界对陪诊师行业进行监督，及时揭露和举报违规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管格局。

陪诊师向外拓展、开辟新的业务和“赛道”并非不可取，然若是将医疗资源视作营利筹码，把患者切实的就医需求当作儿戏，只会让陪诊行业蒙了尘，让患者寒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