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了云南律师蹲一年半冤狱案的始末，报道显示，该冤案乃是由当地政法委介入所造成的，而政法委之所以会介入，则是由于该律师所代理的一桩民事案件的被告上访，政法委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伪造证据，导致该律师蒙冤入狱。
　　
　　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慑于上访者上访威胁与“闹事”压力，习惯于特事特办，以求息事宁人。当然我们承认，这些上访压力下的特事特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查补了一些治理漏洞，纠正了一些施政偏差，兑现了许多正义期许，现实中，多少迟来的公平与正义都是靠当事人不停地上访换来的。但是也有一些特事特办因“特”而不惜违规、违法操作，为了息事宁人而罔顾政治正义、经济秩序与社会公平，造成了新一轮的治理错误与社会的不公。这可以说是一种负面的政治“成本”，它所消耗的，是政府的财政经费、治理资源或者公信力等政治秩序的各种要素，而在这一案件中，这种负面“成本”所消耗的，是司法的公正。
　　
　　可以说，在构成一个健全的政治秩序的诸要素中，司法公正是最重要，但也是最脆弱的。言其最重要，乃是因为司法是一个社会的底线，是公民权利最后的守护者，是社会公正最坚实的后盾，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的防线”；同时，司法也是法治的试金石，是法治水平高低在社会上最直接的反映，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尤为重视司法公正，屡次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公正”。反过来说，一个没有司法公正的社会必然毫无社会公平正义可言，必然没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可言，必将陷入无序与混乱、人人自危的状态。
　　
　　但司法公正又是最脆弱的。这首先是因为司法直接面向个人，司法公正主要显现于个案的环境中，而个案环境千差万别，监督无法兼顾，最容易被其他的力量所扭曲。其次是因为在政治诸权力部分中，相比立法、行政、财政、军事等，司法最缺乏自我保护的武器，以抵制外来因素的钳制；可以说，司法公正的保有很大程度上端赖社会的信念，依赖其他政治权力部分的自律，依赖司法者对于公平公正的价值信仰。正如美国法律史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如此，司法也是如此。就如本文所引的云南律师冤案所显示的，政法委伙同公安局、检察机关，轻易地就破坏了司法公正，司法之脆弱可见一斑。
　　
　　因司法公正最重要，也最脆弱，所以对于司法公正，我们更需要精心呵护。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作为党的司法监督与落实机关，更有责任呵护与维系司法的公正。但很遗憾，在这一案件中，这些机关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成了司法公正乃至“法治”的破坏者。究其原因，无非是心中没有对司法公正以及“法治”的信念，现实中有对于维稳压力及仕途升迁的考虑，以及权力机制中缺乏司法抵制外来戕害的“防火墙”。在这诸种因素下，司法公正在一些人眼中成为可随意牺牲的“盲肠”，甚至成为妨碍权力施展的“赘疣”。殊不知，这样的短视所伤害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最基本的底线，以及公众对于司法的信心，它所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一些行政资源的浪费、一个施政行为的漏洞、一个政策的失误以及一个行政部门的滥权。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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