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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国家卫计委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全国现阶段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夫妇大约有9000多万对，有六成育龄妇女超过35岁。也就是说，接近四成、符合二孩政策的育龄妇女年龄在35岁以下。
超过35岁的育龄妇女进行生育，相应风险增大，如果决定生育孩子，还可能面临更为突出的孩子养育压力：一些父母接近或超出现今退休年龄时，二孩还没长大毕业；这部分人群如果在40-55岁间面临“机器换人”、产业结构调整、事业单位或国企改革导致的裁员，将很可能不具备养育二孩的能力。
但对应来说，这部分人群的实际生育意愿，甚至可能高于35岁年龄线下的育龄妇女。不仅如此，超过35岁的育龄妇女，更可能具备养育孩子的经验，更可能较为准确的判断抚养二孩的总体成本，能够相对更好的完成抚养成本的积累和管理。
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考虑为超过35岁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提高生育二孩父母的各类社会保险的标准，多交部分由财政负担；又如，完善补贴制度，二孩家庭购置房产、缴纳物业费和水电等费用可享受相应的优惠费率或补贴。
为二孩家庭出台补贴等优惠政策，并不会因此引起对只生育一个孩子及选择不婚育的家庭和个人的不公平。符合生育政策的家庭选择生育二孩，有助于减缓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有助于减轻未来由社会分摊的养老支出压力。选择生育二孩的家庭增加，现阶段也将有助于各级政府减轻公共养老设施的支出压力，使得更多公共支出可以花费到教育、医疗等开支领域，使得其他人群因此受益。并且，无论城乡，居民不仅是公共福利的享用者，而且还必然成为消费者和纳税者。正常情况下，二孩家庭会为社会贡献更多税收。
相比之下，影响着35岁以下特别是30岁以下，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生育决策的因素，主要是对生育、养育二孩的支出预期较为悲观，以及选择生育二孩将带来的职业影响。要提高这部分年龄育龄妇女的生育热情，相关部门则需致力于扭转居民对于生育、养育孩子高额支出的预期。笔者以为，如能尽快将幼托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将目前由学生家庭承担的学生艺术、奥数等培训课程改为中小学设立的选修课程（降低学生家庭支出负担），借助互联网、慕课推出更多的多学科免费名师培训课程，将有助于达成上述目的。
当然，职业女性的职业周期特别是黄金周期实在有限，生育孩子尤其是生育两个、多个孩子，必然会起到挤占效应。相比生育孩子所带来的机会损失，即便国家有关方面出台上述的一些补贴政策，补贴、补偿数额仍然低于前者，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出台专门的额外激励政策。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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