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上午，北京地铁10号线的一辆列车在十里河站被逼停。一名自称孕妇的女士由于车厢内无人让座，向地铁方面投诉。列车行驶到十里河站时，虽然已有准备处理此事的地铁工作人员在站台等候，但车门打开后，这名女子径直坐在地铁车门处，阻止列车开动。(9月2日《北京青年报》)

　　地铁作为一种公共运输工具，因其方便快捷，成为许多都市人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车厢拥挤、一座难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嫌地铁拥挤，你完全可以选择打车出行等方式。因为乘客购票上车，与地铁方达成了契约关系，乘客支付了相同的票款，就拥有了相同的权利，按照先来后到、先来先得的原则，后来的乘客，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孕妇还是病人，没有座位，也无权要求坐着的乘客起身让座。让座是人家将自己的权益过渡给别人，借用《甄嬛传》里熹贵妃的一句话：“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

　　可是长期以来，许多人的大脑里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对即错的思维定势：让座是文明的举动，是一个人素质与修养的体现，不让座就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于是有人以自己是老弱病残或孕妇为由，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让座，而丝毫没有一点感恩意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有人强制、暴力胁迫他人让座的恶劣事件。

　　北京地铁10号线坐堵车厢门的孕妇天真地以为她是孕妇，车上的乘客就应当给她让座。笔者猜测她也许把地铁当作自己的家了——在家里，所有人都以她为中心，围着她转，哄着她，捧着她，让着她，惯着她，她是家里的女一号。可是时空转换了，地铁上的乘客没有人觉得她有什么特殊地方，大家应该给她让座，于是这位孕妇便心生怨气，向地铁方投诉，问题没得到解决，就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耍起泼来，一屁股坐在地铁车厢门口赖在那里不走了。

　　笔者认为，这名孕妇或许是被自己的家人惯坏了，也被社会公众给惯坏了。试想如果堵在地铁车厢门口的是一名壮汉，估计地铁方面肯定会叫来保安，甚至报警立马把他架走了。正因为她自称是孕妇，弱势群体的身份一下子让她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她这般任性完全是车上乘客造成的。似乎没看出她是孕妇，乘客们就有错在先，没给她让座，更是错上加错，她的胡闹似乎也有了合理的成分。

　　所以面对这名孕妇堵在车厢门口，乘客们也没有齐声谴责，甚至以看不出她是孕妇，来给没让座做个解释。地铁方面也对她进行“人性化”处理，没有采取果断拖离措施。殊不知越是这样的“人性化”越是助长这名孕妇的嚣张气焰，对恶人无原则的迁就，其本质就是对恶行的纵容。

　　罗素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这世界上是最需要的。”在拥挤的公交车或地铁上给予孕妇最真切的关怀，体现的是一个人崇高的道德情操，但让座是道德层面的自律，而非普通公民的义务。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在1949年提出“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因为在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所产成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很容易通过与他人比较，产生一种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被他人剥夺的感觉。当有这种心理的人在一个社会中占到一定比例而得不到疏导和解决，就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强烈不满，甚至会发生反社会的行为，从而危害社会的稳定。弱势群体成为暴民，原因即在于此。

　　正因为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无法化解在现实生活中弥漫的相对剥夺感，于是他们心中积累出了如此强大的戾气，相对剥夺感越强就越缺乏安全感，再加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弥漫，许多社会底层人士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焦虑感也更加强烈，言语暴力、行为暴力也随之增多，类似乘客逼停地铁的事件也就屡见不鲜。

　　让座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任何人都不能强求他人给自己让座。让座成就个人美德，但不让座也并非道德败坏。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乘客在公交车或地铁上要给他人让座。笔者以为在孕妇坐堵车门逼停地铁事件中，地铁乘客没有做错什么。而作为地铁管理方和公安部门，就应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者，理直气壮地追究其相应责任，不管她是孕妇还是老人。

　　文/维扬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