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今年9月，云南某景区发生一起裸体闹婚事件，两名男子赤身裸体被亲友团绑在树上砸鸡蛋、泼墨水，引发网友热议。近日，针对不文明闹婚行为，云南大理州文明办发文整治并列详细禁止清单，包括裸露身体、着猥亵性奇装异服、扔鸡蛋等。另外还包括公共场所随意燃放鞭炮，抛洒鲜花、彩带等，还规定了相应的违规追究办法。（10月15日《新京报》）

　　此事一出，赞成的人认为这对大理变异的风俗进行了制约，是在尽政府责任。而质疑的人则表示，政府发文管民俗是否管太宽？是不是有公权越界的嫌疑？ “公私边界”的争论一直是舆论的热点，也触及公众的利益，理应重视。至于政府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越界”，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我们首先要明确，对政府是否管太宽进行判断，应该关注具体民俗的“定性”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当然，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闹婚属于私权，但私权绝非没有界限。

　　具体而言，就要去判断这一民俗是良俗、恶俗还是两者兼容，良俗的影响自然是好的，而恶俗和两者兼容的习俗则要去判断是否超越了私权的界限，有没有违背公序良俗。一旦超越和违背，政府就有出手并加以干预的权力。

　　拿闹婚这一民俗来说，确实是传统的婚俗，绝大多数时候以美好的形式展现出来，但近几年却出现了很多伤风败俗的闹婚形式，直接伤害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父母的新闻屡见报端，甚至闹出了官司，闹出了人命，让闹婚变了味，这是现实。也就是说，闹婚民俗的现状是良恶兼容的。那如果大理政府发文整治的是闹婚民俗，下令禁止，公众完全可以质疑政府这种“一刀切”的行为是公权力越界，因为其毕竟一定程度上干预了“良俗”，反而是没有保障一些个人的合理合法权利的实现。

　　可事实是，大理政府发文整治的是“不文明闹婚”现象。而“不文明闹婚”的现象往往是私权越界，尺度过大，无素质，无道德，超越了自由的界限，侵犯了别人的合法人身权利，损害公共利益，有的甚至扰乱了社会秩序，挑战我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而且，在这样的情形下，单单靠呼吁社会道德只会留下无力感，也就是说，道德已经难以约束，在这时候，难道还不需要政府规范的介入？所以，在笔者看来，政府发文整治不文明闹婚才不是管得宽，反而是顺势而为。而且政府介入后，法理才有可能明晰，道德也就有可能跟着提升。

　　有人认为，大理政府已经是第三次发文整治“不文明闹婚”现象，前两次效果不佳，是不是得重新考虑发文整治的可行性？笔者认为，前两次整治没有取得好效果，除了“恶俗扎根”的现状外，还在于政府的条例没有具体明晰，具体监管没有到位；实际操作中也以劝阻制止为主，处罚少。这与政府发文整治行为本身是没多大关系的。所以说，不能因为前两次整治的失败，就否定整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是要吸取前两次的经验教训，来完善这次的新整治。并且，此次整治是强调宣传教育与依法惩戒并举的，能让宣传和法律更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这较之以往，有积极意义。

　　在肯定政府发文整治“不文明闹婚”乱象的同时，也要提醒一些人，在警惕公权力越界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私权的越界泛滥，要考量到公权力出击的“现实合理性”。当然，更要给政府方面一个善意的提醒，在处理私权的越界问题上，也要警惕公权力的越界，要确保公权力行使的合法合理性。

　　文/王彬（浙江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