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上午，安徽省亳州市市长杜延安在市信访局现场接待信访群众。他现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让信访群众有新的问题、诉求直接向他反映。（10月31日央视网）

　　官员公布手机号码的做法早已有之，按理不算啥新闻，亳州市市长杜延安向信访群众公布手机号码成了新闻，引起了热议，却可以说明这一做法还没形成气候，群众对此还持有相当程度的期望值。

　　从官员角度设想，公布手机号码的“后遗症”可能不少，比如，沦为群众大事小情的“接线员”，干扰了本职工作，强化了“有事找领导”的观念，不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等等。不过，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当下，“公布手机号码”也是深入群众的表现，虽然可能给自己带来一时的不方便，但却会为工作带来永久的大方便。

　　我曾到某乡镇挂职任了两年的主官，除办公室门口公布我的电话外，不论是在落实党风廉政工作中，还是在推进工程建设、脱贫攻坚工作上，镇上都会把我的手机号码印在卡片上，发放到群众手里。刚开始，我也很担心自己会“被骚扰”，过上提心吊胆的生活，可是两年下来，我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被骚扰”，而且接的大都是有针对性、建设性的电话，即使偶尔一些电话“语无伦次”“不讲道理”，但也大多反映的是平时很难听到的问题和诉求。听取这些问题和诉求，对我们做好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因此，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只要广大干部心里没有“老爷”思想，多一点“干事”劲头，“官员公布手机号码”完全是利大于弊，既不“麻烦”也不“可怕”，做好了，还能更好地了解基层、推进工作，从而让决策更科学、更符合实际。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希望各级官员不妨借鉴杜延安市长的做法，让公布手机号码成为常态，相信这也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文/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