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历史，相比国人传统上更熟悉的“通史”“专题史”叙述方式，西方的史学家似乎在对其进行整体性叙述之时，早就看到了这种简单区分方法的弊端，在细节里展示复杂问题的精读与全貌，恰恰是其思维方式里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补益”。

　　往大里说，这背后是不同文化对待时间、对待历史的不同思维方式；往小里讲，观察其中相似与不同，对已经看似熟悉的问题进行再阐释也是颇有意义的。

　　读书中亦是如此。在对一块历史问题有了通识了解和大体把握后，进一步的“短时段”的观察就十分必要了。

　　很多人都熟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写作妙处，将明朝后期政治生态凝聚于具体一年的叙述中，并对牵涉其中的人物作出丰富的角色描述。此模式的“成功”引发了学术与文化写作、甚至影视剧拍摄领域的效仿，有不少上佳的作品都带有它的影子。譬如，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选取了几个百年文学史上的关键年份，来呈现所在年代的文学风貌，其亦不讳言在写作思维方式借鉴了黄仁宇的笔法。

　　黄仁宇的“短时段”思维方式曾在国内引起效仿，但他的路子在西方谱系上看，也算不上空前创新。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提出了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三个概念。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把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

　　“短时段”对细节、人物和具体事件变化的重视，不等于说放弃了对宏观态势的观察，反而从中可以发现大问题衍变的具象呈现。

　　英国历史学家Steven Runciman（朗西曼）在1965年出版了《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用十多章的笔法描绘了帝都陷落的全部过程，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关键事件的“短时段”叙述密集而深刻。

　　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前端。但朗西曼认为，在此之前欧洲文艺复兴已经开始，而陷落后很长时间，北欧依然处在中世纪的思维里，当然，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写作方式颇具启迪意味，尽管这场战争只有7个星期，但可以把这个历史关键点讲的很细致。

　　如果说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已经用“短时段”的思维，试图寻找苏联瓦解之谜，爱尔兰记者奥克莱里《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的超级“短时段”思维，则令人啧啧称奇。

　　这是一本我很想跟朋友们推荐的书，即使对这段历史不感兴趣，其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亦有值得学习之处。而作为一枚苏联史迷，我为能读到这本书而感到惊喜。

　　作者的方法论是最大的亮点，将重大历史命题压缩到一天的历史叙述中，其密度之大可想而知。而且，作者以媒体人和作家的笔法来写这一天，可读性很强，虽说是写一天，其实背后的叙述是复杂而漫长的。当然，其缺点也是存在的，过度迷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斗争的视角削弱了叙述的整体性，同时其思考也止步于媒体人式的描述现象，而没有历史学家式的深度解读，但这并不是“短时段”的思维方式的弊端，而是作者笔力不够的表现，但其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这个历史时刻距离我们今日，不过短短二十多年，在时光轴的漫长刻度上，只能算短短一瞬，尚不能对其严格定论。

　　只是，身处很多重大历史瞬间时刻，我们反而是浑然不觉的。“短时段”的思维方式，便是让人意识到“日常”的不寻常之处，从细节看全貌，从隐微之处窥测全局的变化，相比对宏大问题做出“非此即彼”的论断，这是更考验一个人的底蕴和见识。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