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低文凭，既包括高中文凭，也包括初中文凭，还包括低到太平洋海沟里的小学文凭。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尖锐，因为当下的大学，敢于聘低文凭人才的，比凤毛麟角还稀罕。笔者一辈子在新闻界混，对新闻比较敏感，对这一类新闻，也不乏关注，但却鲜有所闻。

　　不过，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事儿不少大学却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一些大学，用一个敢字，都嫌多余的，因为他们聘低文凭人才，不是要下天大的决心，逼出一个敢字来，而是家常便饭。下面，试举几例，以为佐证。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欲聘4位导师，以培养国学栋梁。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导师，乃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王国维。研究院聘请的第二位导师，乃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研究院聘请的第三位导师，乃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四位导师聘请谁呢？教授吴宓推荐：“陈寅恪可担此任。”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便问梁启超：“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只有高中文凭。”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回答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不是博士，又没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300字有价值。”曹云祥很是惊愕，于是爽快地聘陈寅恪为第四位导师。博学多才的陈寅恪也不负众望，在学术界拳打脚踢纵横驰骋，成了国学大师，人称“教授的教授”。

　　同样只有高中学历的钱穆，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接着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教授。钱穆后来亦成了国学大师，著作多达80余种，代表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等。

　　更奇的是，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居然也很受大学青睐。1930年，年仅27岁、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沈从文受聘国立青岛大学。35岁时，他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同样以小学学历而跻身大学教授之列的，还有金克木。他是我国的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梵学研究及印度文化研究家，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

　　华罗庚也只有初中学历。1930年春，他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同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慧眼识珠，把他拽进了清华大学，成就了一代数学大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大学的如此作派，化作了大师辈出肥沃的土壤。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如今的大学不敢聘低文凭人才，原因多多。最主要的原因，一是用人机制死板，低学历人才被一概排除在外。某些大学还变本加厉，将此演变成了非985大学（重点大学中的重点大学）博士不用。大学校长在用人上受制于机制，不能一锤定音，把早期沈从文、金克木一类人才轻而易举拉进来。二是怕教师们不服怕学生不服，思想工作难做，不聘最是省事。三是对自己识人的眼力很没有自信心，怕看走眼了，到时不好收场。

　　目下，不少人感叹学界难出大师。确实，这么多年来，学界大师级人物寥寥无几。如果我们的大学能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失为打破难出大师魔咒很有效的一招，甚至不亚于青霉素之于感染。其实，不敢的一些原因，欲克服远不是移民火星一样难。如有大学敢聘低文凭人才，我会为你们义务拍马屁的。

　　文/曾德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