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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暗时刻》:拥有民心就拥有光明

2017-12-03 00:03:30 来源:红网 作者:汪东旭 编辑:夏熊飞

  1940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形势一度低迷。位于东半球的中国抗日战场上,陕甘宁边区正在大生产运动中筹备战略物资,日本军机连续两次夜袭成都,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与此同时,位于西半球的欧洲战场上,40万英法联军被德国机械化部队包围在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名居民的小港,美国秉持中立立场对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爱莫能助。随着张伯伦的被迫下台,5月10日,丘吉尔临危受命接任英国首相,迎接他的将是两项艰巨的任务:既要完成敦刻尔克大撤退为盟军保留战略反攻的“火种”,又要彻底拒绝和希特勒媾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

  《至暗时刻》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背景。一段人类抗击侵略、反对压迫、捍卫自由的一小段历史。电影以一名新入职打字员伊丽莎白莱顿的视角渐渐切入,如同挑开一张漫长而沉重的幕布,旧时光里的那些真实存在的人物、风景、言语、心情都生动了起来。昏暗的背景,陈旧的布局,老式的地铁,紧凑压抑的作战室,自曝父母风流史而面不改色、不分白昼沉溺在雪茄和酒精、显得怪里怪气但又真实可爱的丘吉尔,将那一段暗黑时光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前期让笔者感到很压抑。西欧诸国大多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借中立法规拒绝交付50艘驱逐舰的美国、背负不光彩政绩并不受政府和国王支持的丘吉尔、妄图通过墨索里尼向德国求和的哈利法克斯、情绪悲观考虑流亡加拿大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在撤退中牺牲的伊丽莎白莱顿的哥哥。除了几处调皮的玩笑话,电影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样压抑的氛围中度过,若不是深知此后的历史,想必谁也无法相信,这样的国家还有重生的希望。

  转折是从一次“微服出行”开始的。在丘吉尔即将陷入崩溃放弃的边缘时,曾经一度对自己不友好的国王乔治六世劝诫他到人民中间走一走,倾听最真实的声音。于是,在红灯前停歇的片刻,丘吉尔迅速走下汽车,第一次坐上了地铁,来到了人民群众中间。在妥协、放弃、媾和乃至投降的声音裹挟着领导阶层之时,丘吉尔在人民群众身上,收获了源源不断的力量与坚定不移的信念。那一刻,丘吉尔哭了。当小女孩问他为什么哭了之时,丘吉尔很坦然地谈到:我一直哭。我想,一个敏感、脆弱却刚强的心灵,一个拥有责任、期望与支持的领导人,这样的哭泣是真实的,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这样的哭泣,或许不仅仅是因为被人民群众的绝不妥协与坚决抗争的感动,还因为自己一贯的坚守与捍卫得到理解与认可。

  无论是人类历史的普遍实践,还是个人奋斗成长的个性经验,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越到最困难的时候,越可能蕴含不屈的希望;越到最黑暗的时刻,越可能集聚光明的力量。电影的高潮,就来自于最黑暗但最有希望的时刻,来自丘吉尔与民众的交谈,来自他在下议院振奋人心的演讲。当时最迷茫、最无助的英国政府,正是根植于民众之中,才能获取了胜利的源泉。唯有那些在雨水中四处躲避、在地铁上摩肩接踵、在生活中上下求索的人民群众,才拥有最博大的智慧、最坚定的信念、最强劲的力量。当一个个普通的面孔,在一国首相面前,慷慨激昂地表露心迹,昭示他们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人民自由、不惜奉献生命的坚定信念之时,胜利就已经站在了门外。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进步属于人民、胜利属于人民、荣誉更属于人民。在世界各地的反法西斯战场,这样的论断都无懈可击。从此后的大不列颠空战,到中国敌后抗日战场,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美国中途岛海战,再到盟军诺曼底登陆,直至最后的胜利,无一不彰显着这样的论断。人民为实现群体性的安全、自由、权利,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健康乃至生命。正是源于人民源源不断的支持与无悔的奉献,我们才迎来了光明的那天。

  文/汪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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