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人司空见惯的行为方式，迎合，大抵是指逢迎揣度别人心意以顺从投合之。放眼当下周遭，迎合“产能”膨胀，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着一批又一批，工于心计世事精明处事圆滑的人精。

　　如果把拿捏看作人精的特异功能，迎合，则庶几可视为人精的遗传密码。拿捏是迎合的前提，也是人精们投机讨巧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迎合，必先谋定对方所思所想所好；只有把拿捏技法运用到极致，谋人盘事才能炉火纯青滴水不漏，迎合过程才能水泄不通天衣无缝。

　　职场迎合，人精们惯常察言观色巧言令色，藉以见风使舵长袖善舞，赢得左右逢源八面见光；名利场迎合，玩弄虚与委蛇煞有介事，便能搞定好人脉好人缘好口碑；码字人迎合，唯投编者所好“为五斗米折腰”，方能博取上稿率挣得更多“米”酬；迎合权势，必极尽阿谀奉承投怀送抱摇尾乞怜之所能事，方可乞得一羹施舍；迎合上司，须胁肩谄笑曲意逢迎无所不用其极，才有可能赢得晋升上位机会和竞争比较优势……只是，“由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迎合作为一种处世技巧和行为方式，虽说只要不违法度，纯属“赵钱孙李，各有所喜”个人自由；然而，设若放任迎合多走一步，处世技巧的量变便易引发卖身投靠的质变。

　　无论如何，迎合有悖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之公民精神，就其本质而言，迎合当类归精神依附和奴性意识范畴。吾国有根深蒂固的迎合文化潜规则，吾民亦有迎合讨好的祖传遗传基因。封建文化糟粕肇害的最大基因缺陷，就是扼杀人作为个体之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藉以专制威权和道德教化，使人丧失自我变成犬儒。而当人一旦丧失自我，失去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了。吾国史上长期存续的封建专制体制，最终在渐变演化中生成了一套完整的伦理规范、思想体系和文化特征，渗透到社会每一根毛细血管，便发育为规范和制约社会及个体思想的行为准则，进而深刻而久远地吞噬着国人灵魂，使国民骨子里养成深入骨髓的奴性。这种准则被学者吴思定义为潜规则。他在《潜规则》一书中如是洞悉：“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迎合也颇具丰饶的现实土壤。当职场老实干事的不如花言巧语的，花言巧语的不如迎合讨好的固化为现实潜规则，迎合之风便在“温水煮青蛙”效应作用下愈演愈烈，诚如鲁迅先生在《故乡》里所言：“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幸的是，当代教育非但未能削弱改变迎合潜规则，反而被其俘虏同化，甚或反水成为其推波助澜的工具。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就曾直言不讳：“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先生切中肯綮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是迎合基因变异产生的人精另类变种罢了。

　　相对于迎合能否换来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具有不确定性；牺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迎合付出的不可挽回无可弥补的精神人格代价则具有确定性；而且要命的是，历史宿命一再昭示世人，迎合讨好背后亦凶险密布危机四伏。心理学上就把无原则无立场的迎合人群，定义为“迎合型人格障碍”——一种含有强烈自我牺牲成分在内，从而导致人际关系中种种冲突，同时自己也深感痛苦的障碍。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警告，凡是太聪明太能算计的人，实际上都是很不幸的人，甚至是多病和短命的。专家研究庶几佐证了上述结论：算计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患有心理疾病，这些人感觉痛苦的时间和深度数倍于不善算计的人。《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无疑是个把迎合玩到极致的超级人精，可怜迎得的结果却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不少前腐后继的贪官也是绝顶聪明的迎合高手，此厢，他们牺牲精神人格和物质利益，迎合上司获得了地位权力；彼厢，他们又从下级的迎合里获得物质利益和女色补偿，可怜结果殊途同归，不是难逃“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冥冥劫数，便是等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

　　作为企业核算范畴的盈亏平衡点，通常是指全部销售收入等于全部成本时的产量，以盈亏平衡点为界限，当销售收入超过此点时企业便盈利；反之，企业则亏损。对迎合已融入血液的人精们而言，自迎合付出无价人格尊严代价和精神成本之起始，就注定无有任何有价物质利益可以与之等量折抵。换言之，迎合没有盈亏平衡点，而且永远不会有！

　　文/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