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经或正在遭受性骚扰的人来说，眼下或许是站出来发声的好机会。

　　由于性骚扰案件取证困难、社会风气对受害者并不友好等因素，受害者独自站出来往往需要莫大的勇气；但如果已经有先锋在前，说一句“我也是”相对要容易一些。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时间段。

　　先是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闹出性侵丑闻，然后影帝史派西、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都被曝光曾遭性骚扰指控，刚刚过去的金球奖颁奖礼为此贡献了一场集体行为艺术，影星们着黑衣、走黑毯声援性骚扰受害者。国内这边，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博导、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目前陈被撤职、取消教师资格；又有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被爆性骚扰女学生，学校回应正在核查……

　　再受关注的事件也有热度冷却的一天，等这一波声潮过去，下一个主动发声的受害者又将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先锋。且这类案件还涉及追诉时效问题，隔很久才说，施害者可能毫发无伤，能量大的指不定还会反咬一口。

　　其实，像这样劝说受害者“抓住机会”站出来，也是挺悲哀的。毕竟，性骚扰案件并不是集中发生的，哪能鼓励人们受到侵害之后不是马上举报、而是寻找“最佳时机”呢？理想情况下，任何时候都应是举报的“最佳时机”，但这只是理想。世人印象中十分开放的好莱坞，不也有那么多受害者不敢马上开口吗？

　　可见，无论在哪里，性骚扰受害者主动发声都不容易。这不仅有思想包袱的问题，也与一些受害者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有关，即察觉并拒绝性骚扰、以及存留证据以便寻求法律正义的能力。相比好莱坞性骚扰受害者，我国大多数受害者更缺乏这一能力，因为性教育在我国尚未得到真正普及。

　　反性骚扰的意义不仅在于让施害者付出代价，更是为了阻止性骚扰、减少侵害。最近人民日报官微图文呼吁性骚扰受害者勇敢发声，呼吁社会支持和帮助勇于发声的人，不往他们身上找原因，不让舆论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这是在努力治疗社会偏见，帮助受害者减轻思想包袱，也有助于揪出施害者。这很重要，但我们还需要更多。

　　减少侵害，防患未然才最有效。成功的性教育可以让一个人从小分清亲切与侵害的界线，警惕暧昧不明的讯号，培养存留证据、及时求助的意识，这些都可能保护一个人免于受害，或者在难以避免的受害之后最大限度地止损，保护自己并给予施害者有力反击。

　　当性教育得到真正普及，将不仅提升个人的自保能力，也有助于消除一些因无知产生的误解，如“反性骚扰是小题大做”“穿得少才会被性骚扰”等等，到那时，歧视受害者的社会偏见才可能疗愈，支持和帮助受害者发声的力量才可能强大起来。

　　但看现在，社会上不乏谈性色变的家长，不乏因为上性教育课而被埋怨的小学，也不乏拿堕胎当避孕的青少年，不乏被性侵了还不自知的孩子，偶尔还有人打着国学旗号为男尊女卑的“女德”背书……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在反性骚扰这件事上，需要被保护、需要学会保护的不止成人，更有孩子；而当孩子们长大，能否走进奥普拉在金球奖颁奖礼上所描绘的“一个没有人会再说‘我也是’的时代”？希望如此。

　　文/吴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