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和一个常为我报评论版面供稿的作者交流时，谈及评论写作的语言问题，深有感触。与文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论文语言有本质不同的是，媒体语言范畴下的评论写作，对语言有其独特的要求。

　　不同媒体有其各自的评论风格，由此会带来各异的语言惯性。在《中国青年报》的评论版面上，“丰富信息量”和精简的语言是一大特征，文章力求专业、切合实际，不尚空谈，涉及到的问题点及其解释尽量全面、完整，这是我对本版面语言的一个理解。

　　有位学者常给我们投稿，两千字的文章被删成六七百字的事情常有，就是因为他的文章“啰嗦”，大量文字都在颠过来倒过去讲一个问题，一个几百字能写完的信息点要写几千字，这就是典型的学者思维，这样写放在论文里挺好，但在媒体写作里就需要调整下了。

　　如果说不少学术论文写作追求的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新闻的评论写作，本质上是复杂问题简单化。这里所说的简单化不是贬义，而是基于媒体传播规律的必然指向。

　　有些供稿者或许来自中文、历史、哲学等专业，尤其是经过严谨学科学术训练之后，其评论语言会自带学科特色，有些体现在评论里是优点，比如可旁征博引，有思想关怀，但也可能因偏执于理论关照而失去了新闻写作的要求，这个“善意的误会”出现多了，我便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两类语言范式的分野，本质上还是源于不同学科间方法论、思维方式的不同。

　　我阅读新闻学论文和文学历史学科的论文、著作时总发现，新闻专业写文章往往求全面，但不求理论深度，除非是传播学理论专业研究，一般的现实问题研究，清晰的数据、简要的结构与明确的结论，比理论关照更重要，而文史专业论文里，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史学理论、文艺理论、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里，最忌讳就是谈得全面但不深入，除非是传统审美关照下的“作家作品论”，但追求“理论腔”还是占大部分的。

　　这二者无分优劣正误，只要在各自学科系统里叙述，只要别越界，便可并行不悖。但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大致是一致的，学术写作和新闻写作的语言的分野，若体现在一个人笔下，往往就会产生迥异而不恰当的表述，必须做出一个必要的倾斜。

　　就像当代文学的考研试题里，简答题的语言要求是简明扼要，拿到“采分点”便可，而论述题才是大头，其实就是现场写一篇小论文。论述题更能反映考生的学术水平，甚至有的学校，比如北大当代文学考研里，压根没有简答题，直接四道大论述题搁在卷子上，现场考察考生的学术水平。这样的论文喜欢从一个点入手，反映一个大问题。不恰当地讲，新闻写作语言和学术论文语言的区别，这就像文学、历史考试里的简答题和论述题的区分，新闻写作是不需要学术论文思维的，这个思维用在里面，往往还会碍事。

　　但这并不是说新闻写作不追求深度和思想，而是力求以最通俗简约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内涵，甚至是微言大义（评论里），春秋笔法（特稿里）。

　　很多评论的主题，要写成论文能写半本书，但写成一篇小评论，就很难，难免会浅尝辄止、甚至会以偏概全，但这就是媒体写作的特点，其可能存在的缺陷，也正是其优点：通俗简单，易于传播，观点明确。

　　不论是深度报道、特稿写作，还是深度的新闻评论，其折射问题之深刻，思考之深度，未必输于学术论文，但在其语言上，则是趋于简练、直观与准确的。

　　事实上，论文写作中不少概念本身就存在含混性，这在文学、哲学研究里颇为常见。厘清概念的使命属于学者，而在一般情况下，媒体人无意于做严谨的概念辨析，于情于理，这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反过来讲，学术语言往往不及新闻语言明澈、凝练，甚至刻意不简练。

　　我受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诸家影响很大，写作论文时语言比较缠绕，句式也复杂，这在理论研究里（尤其是北大谱系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研究里）是“合理”的，但放在新闻评论里就是大忌。就像有人指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语言太过缠绕繁复，是追求一种理论的严谨感与典雅的秩序感，其弟子张旭东的英文、中文论著，也是文风晦涩、句式复杂。

　　但长期浸润在如此文风后，在阅读这类文字时，我竟时常备尝快感，如同品尝苦涩而深沉的茶水，个中兴味不在其表，深藏其里。但作为大众阅读的对象，如此文字就行不通了。在新闻评论写作里，我时常能感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风、句式和语态对我行文的撕扯。或许有一天，两种风格的优点能凝聚于同一笔端，读者们也乐见如此写作语言的革新与升华。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