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很多学者和评论家都喜欢谈“底层”的话题。有个日常经验是，越是出身优渥（尤其是家庭关系简单温馨或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的年轻人，越有可能不谙世事，对世间万物有近乎天真的认识。另一个极端现象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在本该享受烂漫童年的时候遭遇了江湖险恶、人性阴暗，过早地“成熟”了。

　　如果这两种群体及其心中的价值观碰撞在一起，会怎样？结局可能恰恰是悲剧的。双方恐怕互相不会理解，但他们在属于本阶层的群体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却完全行得通。当他们看待对方和被对方看待的时候，有可能“互相伤害”，起码会遭遇偏见。

　　就像之前很火的范雨素们的文章，引起了很多生活条件优渥的读者的“兴趣”——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另一个世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就像有些人宁可在“保护流浪小动物”和“参加国际公益”上大做文章，也不愿意让来自底层的人进入自己的私人生活。当各位看官意识到自己和范雨素们不属于一个阶层的时候，他对那些苦难经历的“感同身受”是一种看待他者的“理解”，而非对自己类似经历的“共鸣”——这种心态是轻松的，及时流下了廉价的泪水，也是基于一个大前提：我和你不是一个阶层的。

　　如果范雨素们和读者成为一个阶层了呢？对这个问题，想必不需要做更多设想和解释了。更重要的是需要怎样看待底层和叙述底层。很难否认，历史与社会主流话语大多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个道理真实而残酷。如果没有经历人生的挫败与跌宕，如果没有激流勇进而功败垂成，没有跌落谷底而又起死回生，大概是没法真切体会这感觉的。

　　我有时不揣悲观地臆想，我们的祖先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的惯性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换言之，能存留下来的记忆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故事，而胜利的呈现方式就是占据了权力，包括政治、军事和文化权力。

　　历史学上向来有两种史学叙述方式，一种是真实存活过的历史，一种则是被记录、叙述的历史，前者真实存在却无法悉数考究，后者总量有限却真伪难辨。我们一般所谓的历史，也正是后者意义上的历史，更多不被纳入主流叙述的人与事，只是历史叙述主体外巨大阴影里的渺小存在。

　　化用学者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书里的一个说法，成为历史的只能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纪念碑，而无数的“他们”则是伦敦成外乱坟岗上的无名冢，这才是最残酷的，而且这种残酷源自历史本能与规律，尚无人可以改变。从所谓“中产”的立场去想象“底层”，或许正源自这样一种怜悯，可是这种悲悯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

　　每次出现有关“底层”“中产”等话题时，“屁股决定脑袋”的自说自话者不少，但也有不少朋友，以善意去想象、揣摩与自己层级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然而，这样的理解就是合理的吗？

　　在底层的话语权被剥夺后，知识分子群体对底层的研究和评论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底层本身是没法表达本阶层的利益诉求的，而知识分子群体的热情与理想主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并不能切中问题之要害。在后启蒙的历史语境里，知识分子对底层群体的代言人角色似乎显得有些天真，正如文学评论家蔡翔所说，“底层很难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经过知识的学习和一系列文化训练之后，包括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都与底层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并不简单。

　　文/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