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我不是药神》已经获得累计票房收入4.54亿，淘票票评分9.5分，猫眼评分更是高达9.7分，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自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实题材加上徐峥、宁浩监制坐镇的影视化叙事，将这部电影推向国产影片的一个新的标尺高度。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引发社会共鸣，不仅仅在于演员演技的精湛和电影本身的渲染技巧，更在于其触及到了中国当下“看病难、治病贵”的医疗体制改革难题，在于其直接碰触法与情悖论的敏感点，在于其对社会众生相和灵魂深处人性的露骨描摹。一定意义上，在国产电影发展的进程中，《我不是药神》可以看作是一块界碑。

　　法与情的悖论

　　由于药品本身的特殊性，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属于严格管控的商品。私下收购和倒卖药品理应列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也应当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影片中徐峥饰演的程勇走私贩药虽然是为了救人，但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这从法理角度来讲并无任何问题，法律也应维护其应有的尊严。

　　但现实问题在于天价救命药与白血病人支付能力上的矛盾，这在本质上其实是商业利益与公众生存权的冲突。影片中所提到的格列宁在现实中叫作格列卫，是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抗癌药，由于药品的研发成本高昂，因此这种药品的价格昂贵，在中国每盒售价在2.5万元左右，如果病人无医保报销，一年大概需要的药费在30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万多元。这意味着对于一般家庭病人来说，在无医保兜底的情况下，天价的救命药无疑在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因支付不起天价的救命药而多次想过自杀，但孩子的出生却使他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希望。很显然，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廉价的印度仿制药被药贩再度提高价格敛财，承担不起药费的吕受益为了不拖累家人再度割腕。笔者相信有很多像吕受益一样的社会底层病人经历过无数次类似的痛苦挣扎，生存权在事实上被剥夺的悲剧令人唏嘘。

　　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品给了病人们希望，这种法与情的悖论催生了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走私贩药产业。无论是出于盈利还是人道动机，都在事实上于公共利益有利，而这部分公共利益是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达致的。从影片带给我们的启发中抽离出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解决这个法与情的悖论？在笔者看来，除却影片中在对程勇量刑中的人性化考量，更关键在于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努力在改革进程中化解法外行为。正如北大周其仁教授指出的：“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人性的光辉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不仅仅体现在好的题材和优秀的叙事技巧上，更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和对人性的探寻上。所幸，这部影片为我们揭开了社会众生相的一角面纱，由此我们可以小心翼翼地触及人性。

　　影片采用了底层化的叙事视角，无论是徐峥扮演的程勇、王传君扮演的吕受益还是因为女儿罹患白血病不得已在夜店跳脱衣舞的刘思慧，皆是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怀着各自的动机走到一起成为贩药“团伙”，但却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人性的檀变。

　　徐峥扮演的程勇在开始时是一个普通的穷困潦倒形象，他市侩、自私、一事无成，但在贩药牟利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成为纺织厂老板后的他见到自己的朋友吕受益遭受白血病的折磨直到去世后，他开始冒着法律风险无偿甚至贴钱为白血病人提供药物，是为“仁”。黄毛青年从抢药救助其他病人到主动为程勇担罪，皆出于一个难能可贵的“义”字。就连无耻如假药贩子张长林，都能在被捕后拒绝减刑的诱惑“庇护”程勇的义举，小人物的复杂人性由此可见。反观影片中的“社会精英”，从铁面执法的公安局长到西装革履的瑞士医药代表，他们的行为和诉求很难说不正确或不合理，但在整整齐齐的警服和一尘不染的西装下面，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国产电影的界碑

　　从推动立法的韩国电影《熔炉》到批判现实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中国拍不出这么深刻的电影？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不在于中国电影人的智慧和专业素质问题，而是在于制度的能否“松绑”。《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能够过审，不得不说是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一大进步，也体现出了我国政府更加自信、开放与包容的形象。《我不是药神》火爆的背后，承载的是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期待，折射的是政府直面改革难点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也期待着类似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将会越来越多。

　　文/王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