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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华的这番辩解虽说无耻又可笑，却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还记得那个敛财过千万、获刑14年的广州城管局太和执法队原队长王宝林吗？当年在庭审中，他不就曾说过类似“行贿人都是见不到我的，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这些中间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的话？
对于贪官们的“被迫受贿说”，舆论多数时候抱以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态度，左一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官员自身是一枚‘无缝的蛋’，‘苍蝇’便无处下嘴，行贿者便无法得逞”，右一句“‘被迫受贿’不仅矫情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而且涉嫌侮辱法官和公众的智商”。这些说法固然没错，贪官落马也不值得人们同情，但冷静下来想一想，郑敏华“怕得罪领导”的申辩，何尝不是在反映官场的“另一面真实”？
这些年，虽然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宣扬要“营造风清气正的官场环境”，《公务员法》也以条文形式保障了“上级违法、犯错下级可说‘不’”的权利，但贪污大案窝案依旧层出不穷，甚至像广州白云区那样，由于主要领导纷纷涉案落马，以致“区政府常务会议都不够人数”的情况也不鲜见。腐败正呈现由个体犯罪向群体化、窝案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对此，你尽管可以口念“世上没有拒绝不了的‘礼’”的“道德经”大棒横飞，但问题是，官员并非圣人，也有七情六欲，更何况，官场的封闭特征决定了内部人员之间行为处事的高度关联性。身处这样的环境，个人行为容易受到身旁人的影响，一旦大部分人贪腐受贿，而你选择“独善其身”，那就立马会被边缘化，受到挤兑打压、甚至是栽赃陷害。
要想扭转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官场生态”，杜绝“被迫受贿”的情况，除了继续加大对于贪污腐败的查处与打击力度，断绝部分官员的侥幸心理，同时还应该注重对于官场新秩序的建构，增加民意在官员升迁中的分量。
诚然，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中也包含有“民意测评”、“群众意见”的部分，但事实上，这里的“群众”多是指机关内部的“职工群众”，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只有当社会民意能够对官员的前途产生实质影响，那些内心不愿腐败的官员才有可能、有动力挣脱领导、同僚的牵绊与挟制，不同流合污，甚至主动检举贪腐。否则，道德大棒舞得再虎虎生风，都挡不住先腐后继者的脚步。毕竟，这类“道德反腐的高调”我们已经唱过几千年，有用吗？
文/王垚烽
来源：红网
作者：王垚烽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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