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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心服口服”“不想做任何辩解”，承认“史清”所指“多数问题”属实，为什么？白纸黑字印在那，无可抵赖嘛！而且，有些错讹十分低级，譬如将张东荪先生的生年1886年，一处误为1887年，一处误为1866年，又如，将“邓晓菁”误为“邓晓著”。但杨先生竟又话锋一转，指责“史清”“暗中发难”“前所未见”，并“希望学术批评回归学术”，也就是认为“史清”不讲学术道德，这就十足之荒谬了！
请问，杨先生的大著难道只是个油印小册，只在学术圈内师友学生小范围内免费流传么？不是的！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售卖。那么，既然错讹百出，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利指出，不论是匿名，还是实名，是私下，还是公开，也不论是温良恭俭让式的，还是尖锐的，只要是就事论事，指错为错。买了伪劣产品，反映的时候，难道还必须轻声细语、温润如玉，还不能带上点火气？
杨先生“希望学术批评回归学术”，那常态的学术批评又该怎样呢？不妨借用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总结朴学学风特色十条之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也就是说，以平等温和的姿态为理想；要是尖锐点，其实也没关系，个人风格问题而已；但不能够以势凌人、胡搅蛮缠，尤其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杨先生的大著是在社会上公开发行售卖，而非学术圈小范围内免费流传，却强求读者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式的实名指谬，不得尖锐和匿名，却不想自己错讹百出误人子弟，这不是居高临下的“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吗？
杨先生既称“化名在网上暗中发难的批评方式在近代史学界前所未见”，要借学术传统说事，倒不禁令人想起“一字师”的典故。更正一字，亦可为师，这样的佳话，在古时学者文人间是屡有发生的，譬如唐时郑谷改诗僧齐己《早梅》“昨夜数枝开”为“昨夜一枝开”，齐己即尊郑谷为“一字师”，又如宋时李伯泰改范仲淹“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同样尊李为“一字师”；“史清”对杨先生的大著更正上百处，杨先生怎就无此胸襟的呢？又如梁启超总结朴学学风特色十条之七为：“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拿西谚来说，就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连学生直截了当指出老师的错误，老师都不以为悖逆的；而一个不甚相干的陌生读者指出杨先生的错讹百出，杨先生怎就肝火旺盛了呢？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序里也曾写道：“在社会上发表一种见解，本身是一种社会行动，会引起广泛的社会效果。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前辈学者明白这个道理，但杨先生怎就似不明白，怎就不怕错讹百出、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的呢？要拿学术传统说事，像杨先生这样错讹百出受人指正之后，不思言谢，却还恼羞成怒，倒打一耙的作风，恐怕才真正是“学界前所未见”。
所以，奉劝杨先生，还是爱惜羽毛，少一点迁怒于人，多一点反躬自省。
文/于立生
来源：红网
作者：于立生
编辑：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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