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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一甲子，状元楼在原址恢复重建，让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文化遗存展现在现代人的视野中，割裂的历史文脉又焕发生机活力。状元楼是为了纪念袁嘉谷，据史料载，石屏人袁嘉谷，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王”。26岁赴京应试不第，发愤归，有“丈夫不作禁囚泣”句，自此后“住院潜修达五年”，后自道“平生得力于此”。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不久清廷开“经济特科”，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时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周礼>农商政各有专官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榜发下来，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俗谓中了状元。他是云南唯一的状元，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
从报道中看，状元楼重建赋予了时代特色，每年20万元的状元基金奖励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就连中高考状元的名字都将镌刻在状元楼星光壁上。此举可能会引发争议：这不是大张旗鼓地炒作状元吗？批评者认为，炒作状元有很强的功利性，带有根深蒂固的科举情节，不利于教育发展。我倒是觉得，正因为有这些举措，重建状元楼不单单是建筑的重生，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袁嘉谷就是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胜利者，但他的成功不是凭借家庭背景或是投机取巧，而是靠自身的努力奋斗，而科举恰恰给了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奋斗的机会，这倒是跟当今的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有几分相似。袁嘉谷从21岁考到了31岁，十年光阴坐冷板凳的精神就值得后人学习，而纵观那些在中高考中取得头名的尖子生们，何尝不是十多年的刻苦学习获取的成绩。
当然，考得第一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能说考得第一就比别的学生更优秀，但就读书考试来说，比绝大都数莘莘学子要强得多。我不否认，状元高调起来，有其功利性，但优秀者的就应该被张扬，应该得到鼓励，就应该把名字镌刻到状元楼的星光壁上，让人们抬头仰望，成为榜样。当年，袁嘉谷被学友尊为“课王”，现在同学们会给这样的人一个戏谑的外号“学霸”，甚至贬为一个格格不入的“高分低能”。状元的地位的下降，读书无用论又在抬头。任何发展都离不开竞争，教育发展也不例外，哪怕不强调谁是状元，竞争的格局依然无法打破。当状元成为榜样，他们的学习经验被分享，带领更多的学生积极向上，这也是正能量。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状元楼重建，还设置了状元基金，不但严格意义的考试状元获得表彰，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者也会得到奖励。打扫卫生的清洁工，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出租司机，只要兢兢业业地工作取得成绩，就有可能获得肯定。状元的内涵扩大，反而会让“功利心”成为“进取心”，让榜样的力量带动人人创先争优。
文/普嘉
来源：红网
作者：普嘉
编辑：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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