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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不管通过何种途径感染，总归是一种疾病。是病就该一视同仁得到医治。然而，现实中诸如“告知病情后连挂号条都要用纸垫上”这样的歧视却俯拾皆是。或许，这种拒绝确是“为了其他病人安全”，但来自于医生的歧视更可怕。一者，专业人士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岂能不唯恐避之不及？二者，在一双双鄙视的眼睛之下，还有多少艾滋病患者敢于暴露自己？当“不敢暴露”成为常态，这对大众将构成多大的潜在威胁？三者，一遇到危险就想到推向社会，这是何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又如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生歧视艾滋病人，也是事出有因。我国2005年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医疗机构有就医权利，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对医疗机构的推诿或拒绝治疗行为，《条例》还提出了严厉的处罚措施。然而，在言之凿凿的《条例》面前，歧视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甚至还出现了在李克强总理干预之下病人才得以救治的极端个例。而更有媒体报道说“一些医院对艾滋病患者基本是100%拒绝”。问题显然出在《条例》惩罚措施太过粗线条，操作性不强、约束力不够。歧视案例屡屡发生，却鲜见有哪个医院哪位医生因此受到了处罚。违法成本太低，而治疗艾滋病人成本高，风险又大，谁愿意接手这个烫手山芋？
“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来自人们的歧视”，这是艾滋病人的痛苦心声。可现在看来，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很多时候还仅仅停留在嘴上，而没有落实在行动中。当洗个澡都要被限制，看个病都找不到医院，找个工作甚至比登天还难，如何体会社会的关爱温暖？没有他人的温暖，就不会反思自我，如何去珍爱他人？从这点说，歧视不除，只会为社会埋下更大安全隐患。消除艾滋病人的就医歧视，其实恰是为了我们自身安全。
如今的艾滋病蔓延态势越来越严峻，找到遏制办法已是迫在眉睫。对于非常疾病就得有非常规办法。比如，可否对高危人群实行排查登记备案制度？比如，能否对娱乐场所性工作者多些人性化，加强动态监管？比如，《条例》中“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大中学校课程”之规定，能否抓紧落实？而要营造一个宽容理解的大环境，从政策高度保障感染者的就医权尤其关键。这亟须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条例》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对推诿、拒绝艾滋病人入院治疗的医院医生严格追责。
消除艾滋歧视，医者当须先行。道德自省之外，更须用法律去唤回医德，唤醒良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艾滋病毒而不是艾滋病人。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医生都能“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当做自家兄弟姐妹”，人们才会群体效仿，用“爱心去点亮他们的生活”（习近平语）。
文/晴川
来源：红网
作者：晴川
编辑：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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