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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对谌洪果并不陌生，他自2006年从北大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就开始任教于西北政法大学。任教期间，谌洪果经常请一些学者、律师到学校举办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当然，他还“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他也曾公开宣称“不参评教授职称”，被网友戏称为“终身副教授”。去年（2012年）11月，面对电梯内经常被砸坏的广告框，谌洪果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写下《公民无小事：一封公开信》，并且复印100份，带着上小学三年级的8岁儿子，从1楼送到24楼，让近百户邻居“户手一封”。前不久，他还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就未成年人犯罪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看得出，他是一位很有个性，且受学生欢迎的大学老师。
按说，这么一位在学生眼里“讲课很认真尽责，内容也非常丰富”的老师，应该在“传道、授业、解惑”上继续贡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法律方面的人才，这也是现今中国的急需；中国法治水平不敢恭维，就与相关人才缺乏有关。但偏偏，他却以“我的路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继续站在讲台上，“不过是自欺欺人，为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为由提出辞职，采取“不合作”态度，这多少让人有点意外。
但意外的同时，是否还应看到一位法学副教授把“无颜再面对学生”作为辞职的“更重要”的理由，自感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无法给法学专业的学生讲解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等，说明他已“无法争取自己的普通权利”，加之“拒绝归驯化的生活”，在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辞职，似乎就成了唯一的“单选”。这种大学环境，就和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相一致。因此，北大法学教授、谌洪果的博士生导师贺卫方在微博中提出的“呼吁西北政法校方维护他的基本权利，也诚劝洪果以所珍爱的学生和学校为重，不要辞职，求正义也需有妥协”，就是双方都应冷静对待、冷静检视的一个正确的主张。
诚然，较之计划经济时期，现在已是一个人才高度流动的时代，这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也利于人才资源的配置。可是，让一个擅长教书的人不去教书，让一个研究学问的人不去研究学问，去干那些“猴子游泳、鸭子爬树”的事，对社会总是一种实际的浪费。我们总在引进人才，把引进人才当做国家战略，可对现有人才，往往却不大重视，不愿为他们创造宽松的环境。从几年前的陈丹青，到现在的谌洪果，其中都能听到教授无奈的叹息。这，总不能说成是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也希望谌洪果作出妥协，往往有的时候，妥协不是失败，退出才是失败，它是高度理性精神的体现，有着智慧和道德的力量，历史上不乏“伟大妥协”的事例。中国现在的大学，远未到去行政化的地步，还是一个官场，官场就有官场的规矩。要想改造，得先适应。如果话语权都无法取得，那就连改造的机会也失去了。
文/雷钟哲
来源：红网
作者：雷钟哲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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