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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扶人被讹，自杀证清白”到“老人坚称被人撞倒”再到“老人承认自己摔倒”，挪来“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戏谑，也难掩整个事情所透露出的悲戗。不过，即便已有“自杀证清白”式的死亡遗言，即便去年11月份的“达州老太讹诈三少年案”，得到当地法院最终认定事实，在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只是停留在“矛盾说法”的事实上，正如当地警方所言，目前“仍无明确结论”。
在吴伟青的自杀证清白和老人两度矛盾说法面前，坚持这样貌似冷血的判断，似乎难有道德的张力，但是在真相没有得到清晰明证之前，所有的良善揣测，无论最终真相是“众望所归”还是“令人讶异”，都不过是站在道德高地的张牙舞爪。要知道，在整个事情背后，还有着需郑重其事的小概率。
之所以是小概率，乃是在于无论最终被证明“谁是好人或坏人，是撞倒还是摔倒”，对吴伟青而言，因为“被讹”或是因为其他，便选择后人臆测的“自杀证清白”，都不能常人所能理解的举动，因为，这样的代价实在太过惨烈；而对老人而言，前后的矛盾说法，即便牵连上此前的各种类似新闻，也不能因此得出老人变坏的黑色论断。于整个事件而言，双方的存在，只是社会万象中的小概率，没有谁可以因此断然论断社会善意的匮乏和无力，也没有谁可以因此论定社会诚信的阙如和惘然。
当然，即便是小概率，但不能因此忽视它悍然发生的背后元素，对它们的郑重其事，乃在于避免的悲剧重演。吴伟青的“自杀证清白”，固然是可能有被诬陷的郁愤，但对道德风险的无力和被动，显然才是更大的诱因，而老人的矛盾说法，固然是可能有道德的较量，但对风险的无力和被动，同样可能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正如老人被问道为何要冤枉吴伟青时，老汉说“没钱治病，指望他给钱用”。
闪现于无力和被动背后的，则是法治不彰和制度救济短板的事实。整个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将有待于司法力量的介入实现证据链的衔接和事实的认定，遗憾的是，无论是吴伟青还是老人，都缺乏对法治的信仰和对制度救济的信心。而这种信仰的栽培和信心的树立，显然不能归责于他们的怯懦和无知，正义应以深入人心的方式存在。
在悲剧之后，我们应有郑重其事的态度。无论最终的真相如何，我们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和道德的聒噪。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不会重演“老人变坏”，我们无法果断拍胸脯。但是当面对这样的纠纷，法治应该成为一种信仰，制度救济应该成为可以信赖的路径，让良善得到昭显，让恶意得到抑制甚至是惩罚，应该是正义归来的注脚。
文/周俊
来源：红网
作者：周俊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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