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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东莞市长面临“扫黄”和“经济转型”的记者追问，出现了语焉不详的尴尬场面；而今，贵州省省委书记也遭到了记者“敏感问题”的追问。不同的是，“贵州省省委书记赵克志坦诚应对：中央治理公款消费不会影响茅台销售和产业发展问题”。
然而，让人百思不解的是，为何一项利国利民的政府举措，总会和相关的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这种看似很有针对性的敏感问题，其实是在用“生意经”淡化八项规定的深意。
比起东莞的“扫黄”来，茅台销售自然要更能上得了台面，但如果因此而让赵书记能够“坦诚应对”，其实也已落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若说中央治理公款消费影响了茅台销售和产业发展，就疑是在对八项规定发难；若说中央治理公款消费不会影响茅台销售和产业发展问题，又似乎八项规定还没有触及到“茅台”这个公款吃喝的主角。
虽然赵书记用“公款消费和一些名酒、名烟的消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中央治理公款消费不会影响茅台销售和产业发展问题”自圆其说，但最终还是用“八项规定出台后，茅台有一个营销战略转型的问题”解套了的。令人惊讶的是，不管是质疑东莞会不会因“扫黄”采取“经济转型”，还是“茅台”已经实行的“营销战略转型”，都把“生意经”当做一块“试金石”，用来衡量反腐败举措的相关结果。这种对反腐败意义和成果的“追问”，是不是太“拜金主义”了？
反腐败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风的建设，以此引领社会风气的进步。而一种好的社会环境，必然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那么，纠缠于反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利弊关系，至少不是反腐败斗争的当务之急。假如类似东莞的“扫黄”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八项规定影响了“茅台”的销量，是不是让反腐败投鼠忌器？而从根本上说，但凡被反腐败“伤及”的经济发展手段，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
因此，着眼于反腐败举措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淡化反腐败政治意义的同时，也让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暴露无遗，这种对所谓敏感问题的追问，弥漫着逐利的铜臭味。怎么就没记着问一问：东莞的“扫黄”是否让当地的社会风气洁净了一些；八项规定在整治官场腐败中，起到了怎样的效果？为何就一头扎进钱眼子里了呢？
文/知风
来源：红网
作者：知风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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