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

    吴昕孺倾注了三年的心血，打造出一部中年诗人的灵魂史——《原野》。葛筱强在《以原野之殇歌唱生命之美——关于吴昕孺长诗<原野>的只言片语》中评价道，在这部长诗里“我首先触摸到的，是昕孺低沉而素朴的音质，那是一个内心无比柔软的人，于灵魂之眼觉醒之始在时间的底部仰望生命美好的最初”。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放逐诗人的时代，这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柏拉图式的由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我们触目所见的是，“时代在崩溃，人生的价值系统也在崩溃，所有的人在时代面前都无所适从”。时代抛弃了诗人，可诗人们却依然在心中对故乡保存了一份留恋。商品裹挟着欲望入侵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人的灵魂被逼得无处可逃，诗人只能将心灵中那块最纯洁的圣土安放在诗句中，等待着哪一天可以重新洗涤人类的灵魂。
　　
　　吴昕孺《原野》的“序曲”中写道，“你懂得它/便拥有它/你不懂它/它依然在……”。“它”就是“原野”，其象征意义值得追究。在长诗中，“它”是大爱，“它”是灵魂的净土，“它”是生命的故乡。吴昕孺在这部长诗中书写了“诗人心灵一度如杜鹃啼血的痛苦”，记录了“诗人一旦遇其知音、得其宝者的狂喜”，张扬了“诗人杀伐平庸、披坚执锐的追求大诗的勇气”。《原野》承担了吴昕孺充满个性化的人生体验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更显现了他对“爱”的坚持，对“灵魂”的追寻，对“原野”的崇信，称得上是一部“中年诗人的灵魂史”。
　　
　　一、对“爱”的坚持
　　
　　诗人说，“天地有大爱，而不言。天地有大爱，而不得不言”。天地间的爱乃是造物主孕育万物的宇宙终极之爱，这种爱如同柏拉图那里的绝对理念和黑格尔那里的绝对精神，在渺小的个体生命看来它们都是无情的石头。但是对于人，尤其是对于失去上帝庇佑的现代人来说，言说爱才使生命获得真正上的意义。爱是人类生活永恒的主题，缺少了爱的人间会沦为阴暗的地狱。诗人雪莱对爱充满信心，他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爱的理想社会，人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剥削、压迫，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国家、民族、阶级不再存在，每个人都是自由、公平、聪明和儒雅的，他们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皇帝。但是他又对这一憧憬充满怀疑，认为人“无法超升那个人迹不到的天堂”。
　　
　　当亚当和夏娃意识到赤裸的身体并不美时，人类的理性也就诞生了，但理性在遮掩了裸露的肉体的同时也逐渐隐藏了自我。在人类理性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面前，源自于个体自我的情爱不得不披上面纱，宗教使命、社会责任和家族荣誉等严重压抑了人的生命激情。例如，中世纪欧洲宗教对异端的迫害，封建时期中国有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人面对自己建立起来的“逻各斯”，不得不戴上神圣的面具，痛苦地扮演被赋予的冠冕堂皇的角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先哲，笛卡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将个体人的意志、欲望逐渐从伦理道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伴随着古老中国在反抗西方侵略战争中的失败，儒家所建立起的坚固的伦理道德体系顷刻间瓦解。人欲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逃脱出来，跑遍了市场和商品存在的每一个角落。诗人对此是充满忧虑的，他在长诗中这样写道：“黑夜布满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一边产生大量欲望/一边消解生命气息/并巧妙地制造处一个个/质地柔软/永远温存的面具……”人从“上帝虚构的章节”里解放出来了，却堕入萨特所揭露的“他人即地狱”的现代世界，“关于爱/关于生活与梦想/关于文明和欲望”，现代人“永远浮游在口水的表面”，无法挣脱遮掩自我和灵魂的面具。人凭借欲望的扩张获得了极大的物质享受，可也就在消费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人的生命和存在意义被解构了。恰如叔本华揭露的“欲望钟摆”——人生其实是在痛苦与无聊的两种结果中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人在为满足欲望而辛勤劳作时，是痛苦的；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满足之后又是无聊的，因为人又要堕入下一次的“欲望钟摆”之中。将个体暂时而有限的生命倾注到无限扩张的欲望中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人是追求意义和价值的生物，即便是男女交织的肉体也被赋予了爱情的意义。“有了繁衍还不够吗/……为何要去追逐那引火自焚的爱情/有了肉体还不够吗……有了庄稼还不够吗……有了团队还不够吗……亲近的身体打不开古老的城门/我看不到所谓另一半/你们怎么会如此为那一半/黯然神伤”在诗人吴昕孺这里，仅有“繁衍”、“爱情”、“肉体”、“庄稼”、“团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并非诗人所追寻的“大爱”。
　　
　　“爱吧！一双双壮硕、长毛的手臂对你说/如果它们将你拥抱/你将感到烦闷窒息/如果失去它们的拥抱/你将倍感孤独无依”。为繁衍和释放激情的男女情爱无疑是“欲望钟摆”的变种，“烦闷窒息”和“孤独无依”是钟摆的两端。基于生理需要，人人都渴望能够得到这种爱，但是他们明白它也许是一个“烫手山芋”、“铁火钳”、“吸血鬼”和“写满符号的咒语”。“爱是蝴蝶，还是苍蝇？”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誉之为蝴蝶，爱本身不会生出光晕；蔑之为苍蝇，爱本身也不会因此而更加丑陋。在爱的钟摆中，根本没有平衡，在“享乐与悲苦之间，麻木与震动之间，盟誓与背叛之间，灵与肉之间，血与火之间，忘情亲吻与咬牙切齿之间”，这便是我们的生活。除去文字赋予爱情的“美妙传言”，牛郎、织女、嫦娥、后羿、吴刚沦为虚无缥缈的符号。“天空是美好的，海水是宁静的，可是对于我，一切都是黑暗和血泊；我的心，哎！掩埋在这个形象里面，就像被裹在一件厚厚的殓衣里一样。在你的岛屿上，呵，女爱神！我只看到一个象征的绞刑架，在那上面吊着我的形象……上帝呵！请你给我以勇气和力量，使我看到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而不感到恶心！”“爱”被欲望裹挟甚至玷污，人被罩上厚厚的面具，面部的肌肉表情只是角色扮演的需要，人与人的距离如“同一页的两面，让你们相距咫尺，却永不能在心灵的房间相遇”，这就是缺乏爱的冷漠所造成的结果。如同波德莱尔相信爱是肉体和灵魂的桥梁，好比雪莱相信爱是万能的而诗的基本原则就是爱，吴昕孺相信“爱着就是永恒”，也许只有“爱”才能拂去人在内心深处的“恐惧”，真正地走近灵魂。
　　
　　二、对“灵魂”的追寻
　　
　　灵魂是《原野》的一个关键词，诗人在长诗中的呻吟几乎处处触及到自我内心的颤动和对自我灵魂的逼视。他写道，“当心灵再次丰盈的时候，我的舌头/渐渐变成石头，因为我发现/所有的石头都长着/可以开出莲花的舌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哪个祖师——柏拉图、菩提达摩/还是卡尔·马克思？……哪个祖师——释迦牟尼、耶稣/还是那个变成女性的观音？……哪个祖师——弗洛伊德、卡夫卡/还是豪尔赫·博尔赫斯？……”。无论是哲学家柏拉图、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卡夫卡和豪尔赫·博尔赫斯，还是宗教神话菩提达摩、释迦牟尼、耶稣和观音，在现代视域下，他们都只能是一种知识阅读的对象，心灵的充盈也许只是知识阅读所造成的短暂效果。现代意义上的解构使一切坚固和绝对的东西都变成了脆弱和相对的研究对象。“祖师西来意”也许只是一部分人一厢情愿的看法，舶来的信仰无法再像东汉时期佛教那样充满说服力。碎片化、娱乐化、暂时性逐渐驱逐灵魂的安宁，宗教信仰本身早就在文艺复兴时失去了笃信的合法性，随后出现的各种主义也让人眼花缭乱。可是对于诗人来说，灵魂是人应该坚守的最后一块净土，这是唯一不能世俗化的地方。人不能替代上帝的位置，人也不能沦为欲望的奴隶，唯有继续追寻，也许没有答案，也许答案就在眼前。作为诗人，也许应该承担起诗人的责任，吴昕孺一直在寻觅着能重新让灵魂归于宁静的真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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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吴昕孺又似乎充满怀疑，这缘于诗人对现代性的内部分裂的敏锐发现。他写道，“上帝的慈颜，此时表现为/两种时间：当你舞着公元的呼啦圈走来/我抽着农历的陀螺赶上/赶上黎明亲手撕下的日历/赶上月亮背面算命的瞎子……”“公元”与“农历”是现代诗人的双重时间，“公元”代表了西方基督为救赎人的罪恶而被钉十字架的传统，而“农历”则暗含了中国儒家士人“内圣外王”的传统。现代世界的不期而至是一场“公元”与“农历”的合谋，担负着儒家“大庇天下寒士”的使命感，内心中却藏着“隐”与“达”的智慧的传统“文人”，却立志要变成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西方式“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士人心态与知识分子对平等、自由、民主的渴望，一旦在现实中溃败就希冀隐居南山下洁身自好与西西弗式的执着，他们在“中”与“西”的两端摇摆着，无法找到可以安放灵魂的巢穴，他们注定要漂泊。企图融贯中西文化，为中国人的灵魂寻找文化出路的他们注定是孤独而焦灼的，梁启超、王国维、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就是这样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文人，一方面传统的经典底蕴使他们对儒家文化依依不舍，另一方面由西方文化的入侵所带来的危机感使他们又不得不向西看。吴昕孺和他们一样怀着深深的焦虑感，无孔不入的欲望使身体远远地疾驰在固守传统的心灵前面，那个曾经可以安放灵魂的“世外桃源”早已片瓦无存。既然心灵是注定要漂泊无依的，那么我们的肉体就只能交给贪婪而丑陋的蛆虫？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那个熟悉的地方/那里存放着我们的裸体/周围是夜晚、群星、松林和潮汐/远去的马蹄，以迅如闪电的疾行/让原野颤栗不已……”。褪去繁杂衣物和高贵首饰的“裸体”才是纯洁的，一如回到了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原初的无忧无虑状态。“十月”在吴昕孺那里是一个“上升的十月”。这本是一个通向“冬天”的时间，万物即将凋零，大地也即将沦为荒原。“上升是艰难的，尤其它经历/距离的国度、血的征途/以及错综复杂的/昼夜的棋盘”，“上升”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向上的精神面貌，这类似于柏格森在他的“创造进化论”中所提出的一种摆脱沦为最不具有生命活力的物的努力。“上升的十月，形成新的地质板块/耸立在欲望与责任之间，在/复杂与单纯之间，在/儿女与父母之间，在/倾慕与退让之间，在/南方与西方之间，在/舞蹈与诗歌之间，在/上半生与下半生之间……”，“上升的十月”处在传统的“旧”与现代的“新”之间，处于“生存”与“生活”之间，更处于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梦想”之间。“上升的十月”充满了一种勃发向上的冲动。“十月”剥离了大自然的伪装，一切都回归到即将萌芽和生长的前一刻，这一刻除了风的声音便只有沉默。可也就是在这沉默而“上升的十月”，诗人吴昕孺“看到自己遗失已久的影子”——“一片片落下叶子的树，仿佛/裸露本质的我/剥离了一层又一层‘自我’/剥离了一层又一层‘他人’/剥离了一层又一层诅咒与奚落”。肃杀的风毫不犹豫地撕去阻碍生命上升的累赘，“十月”以残酷的表象展现出了对生命的诚挚热爱。人也许也应该经历一次肃杀的“十月”，剥离厚厚的面具，卸下层层的伪装，才能展现出真正的“自我”，流露出源自内心的“爱”。
　　
　　“爱”与“灵魂”在具有十足蛊惑力的“欲望”面前总是显得缥缈而遥远的，难道它们是诗人臆造出来的玄而又玄的幻影？不然它们在哪里？也许它们就在十月的南方和原野。
　　
　　三、对“原野”的崇信
　　
　　传统的南方是一片水乡，有曼妙的女子，有绮丽的美景，更有肥沃的土地，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消弭斗志、偏安一隅的地方。然而，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一系列举措，使南方一次又一次地“站立于欲望的针尖”。对于南方来说，现代性浪潮它是首当其冲，传统与现代相交织，保守与前卫相纠缠，而现代性所带来的文化断裂感和相对感更加让人无所适从。“南方扇动/薄薄的翅翼，与滞重的空气抗争/蟋蟀与萤火虫惨遭放逐，它们/因分不清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而堕入深渊，又因分不清/童年与成年的面目/而全军覆没”。匆忙的人群和在发达的交通网上疾行的车辆挤满繁荣的都市，每一个都市人都在为了获得更多商品等价物——货币，而无休止地奔忙。海量的文化信息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时间，身体成为储存欲望的容器，大脑也沦为信息的跑马场。乡村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它被高高地从泥土中拔起，变成了商品和欲望的沦陷区。农民们从乡村小屋搬进了高级住宅区，充满泥土味儿的菜园子也变成了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打包好的商品。在商品凌厉的攻势和强劲的消费欲望合流的过程中，“南方，在急剧膨胀中又急剧萎缩/它循着苏格拉底的手指，遁入/柏拉图的洞穴”。当乡村变成了城市的倒影，覆盖在土地上便不再是青草和庄稼，而“蟋蟀与萤火虫”就只能选择逃离，它们能逃到哪里去，难道要逃出地球？
　　
　　吴昕孺的《原野》字字都体现了他对精神与生命故乡的留恋，他崇信的“原野”也许就是传统田园诗人的“田园”。但是不只是中国古代的诗人偏爱“田园”，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诸如陶渊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一系列杰出的田园诗人。西方也有自己的“田园诗”传统，如古希腊诗人忒俄克利托斯（The Ocritus）、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等。在这些诗人看来，回归“田园”就意味着亲近大自然。英国浪漫时期的诗人渥兹华斯认为，自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性保持天真和淳朴。吴昕孺对“原野”情有独钟，因为“原野是母性的，是敞阔的，有无穷的生命力，她是美的载体，是爱的源头，是万物的故乡”。原野并非抽象的概念符号，在吴昕孺看来，“一棵挺拔的树/一根刚发芽的草/一条分岔的枝桠/一只孤单飞行的鸟/一群奔波迁徙的蚂蚁/它们是原野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原野”。在长诗中，原野是大自然对人的恩赐，将爱引向灵魂的高度。吴昕孺的“原野”也是渥兹华斯的“自然”，爱原野即爱自然，爱自然即爱人自身。原野的恩赐“对每一个感官来说，滋味还更甜”，因为原野中的人才是“人类的人，那是一个美好的地区，无处不荡漾着人道的芬芳”，“就这样，在我眼前人明显地高贵化了；就这样，我这颗心首次对人类的本性起了一种不知不觉的爱和敬”。原野为吴昕孺提供了一个安放灵魂的净土，它是生命的故乡，它是诗意栖居的地方。
　　
　　“在现代社会，人被普遍地异化，异化现象已经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人的自然品性遭到严重破坏，由此人自身的身心关系严重失调，处于身心分离的对立状态”。在每一个诗人都有一个圣地，在这里，人是真正的、自由的人，朴实的身体满载着高贵的灵魂，身心高度统一，他的生活美好而自足。“原野”是吴昕孺的精神圣地，“我愿意，在这里交出/诗人的身份/重新做一名楚国的逐臣/我愿意为香花立传/为水草明志/我愿意在这里，刺瞎自己的眼睛/将它当作一只/纯粹盛放月色的盘子”，这是一种对“原野”的人间式信仰，充满泥土气息的原野是生命激情勃发的地方，是诗人的精神故乡，在这里没有故作玄虚的神秘，有的只是田园式的淳朴。
　　
　　四、结语
　　
　　诗人在《原野》的“终曲”中写道，“你懂得它/它就是你/你不懂它/它仍是你……”。爱是诗人走向内心和灵魂的通行证，无论你懂与不懂，“它”都在那里。躯体被欲望支配，生活的意义让位于为生存的奔忙，人们对“它”总是懵懵懂懂的。而诗人总是固执而不同于常人的，在人们桎梏于繁规缛节之中时，他标新立异；在人们都疯狂地宣泄欲望时，他反而要寻找精神的故乡。如诗人顾城所言，黑夜给了诗人一双黑色的眼睛，可诗人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波德莱尔决心用自己的诗来创建新世界，吴昕孺呼喊“让我们砍伐一切/只留下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让爱担负了太多与它无关的俗物，变得庸俗和丑陋不堪。爱不仅仅是翻滚的肉体，爱也不仅仅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让那些消费符号和乌烟瘴气的东西远离爱和爱情。爱是宁静的天空，爱是纯净的大海，爱也是自由飞翔的小鸟，爱就是自然，爱就是原野！这就是吴昕孺的长诗《原野》带给我们的启示。

    文/段晓磊，吴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