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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1929年为北大史学系毕业生题赠的诗句，指出当时国内的两大史学流派，即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派和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都建树不多，所以学中国历史要去日本，这让国人情何以堪？同样是在1929年，历史学家傅斯年从国外回来，他写信给陈垣说，他在欧洲留学的时候，“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因为伯希和等人在法国巴黎，“是若可忍，孰不可忍？”
老一代中国文人因为汉学中心旁落他国而羞愧不已，所幸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文化建设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今，无论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再也不敢夸下汉学中心在巴黎或者京都的海口了。但中国文化的复兴依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开办燕京学堂，开设“中国学”项目，理直气壮地打出“中国学”旗号，延揽70名德高望重的“讲席教授”，并向全球广招英才，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示，“中国学”的中心在北京、在北大。这不但是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陈垣等等前辈“北大人”的一种告慰，更是中国崛起提出的新的要求。
燕京学堂设计了“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六个方向的课程体系供学生选修。北大把将近三分之二的名额分配给国际及港澳台高校，似乎不难看出，北大这一项目主要是为海外打造“中国学”人才，并通过提供全额奖学金方式来参与全球顶尖人才市场的角逐。这既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更说明了国家投入之大。
西方学术界有个说法是，“所有的‘苏联通’到头来都恨苏联，所有的‘中国通’到头来都亲中国”。这里面其实就牵涉到中国文化的亲和力问题，老子说“上善若水”，庄子说“大音希声，大爱无痕”，彰显的正是这种亲和力。如果说孔子学院是“走出去”的文化传播方式，那么北大燕京学堂就是“请进来”的新尝试。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让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弥漫开来，我们不但会收获为数众多的“中国通”，同时也将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
文/汪忧草
来源：红网
作者：汪忧草
编辑：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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