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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二字，既包含权利，也对应义务。具体到过马路一事上，行人享有路权，也有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的义务，所谓权责对应。因此，对扰乱交通秩序者进行相应处罚，并无不妥。而且，相较于罚款等经济处罚，“站岗”处罚的方式，也更为柔性。
若从结果论观之，“实行一周以来，违规行人较此前下降五成”，的确效果卓然。只不过，一项政策好与坏、得当与否，显然又不能仅从纯粹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其间需要考量的变量，还有很多。
比如，程序上是否得当，执法过程中如何保证公平性，以及实际技术操作中如何做到对不同复杂情况的准确拿捏等等。通盘考虑这些变量，或可发现所谓“文明接力”，也未必那么清爽。
首先，从法理上讲，公权力“法无授权既禁止”，《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等四种惩罚，而这其中并未涉及“罚站”，因而，对闯红灯行为处以“文明接力”的处罚，是行政越权行为，有违法律精神。
何况，道交法明确规定，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执法主体是“交通警察”，而非城管部门与市容监督员。城管没有执法权，故而，从法律逻辑来看，城管部门规定的“文明接力”也就无的放矢了。“罚站”执法看似文明，程序上却未免暴力了点。
“文明接力”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要面临诸多技术细节的考验。新闻中提及，颜先生闯红灯过马路被抓到，在此“值班”仅十分钟才抓到下个行人。十分钟，不算长，但如果一直抓不到下个违法行人，要等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呢？能不能保证“值班”人员一直耐心“值班”而不逃脱？甚至，若遇“中国式过马路”的情况，行人集体闯红灯，那又该如何处罚？集体“值班”还是轮流“值班”？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
再者说，行人闯红灯，固然不对，需接受惩罚，但另一方面，公共治理显然也不是仅靠公民自觉就能求仁得仁的。行人频繁闯红灯，未必全在于个体素质问题，也或因公共交通设施设计不合理、供应不充足而捉襟见肘。
有研究曾指出，“北京的人行横道数仅是东京的4.8%；人行天桥是东京的3.6%；地下人行过街道是东京的5%”。北京如此，汉口人行道的数量也差可想象。所以，城市管理者而言，应对行人闯红灯问题，不妨也从自身公共服务责任上反躬自省。这或许比靠线性处罚更务实。
对行人闯红灯处以“文明接力”的处罚，不仅在程序上存在问题，在具体实操中也将面临诸多变数，若不经缜密筹划与细细考量，很有可能就做成一锅夹生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显然是城市治理者需要思考的难题。
文/江中立
来源：红网
作者：江中立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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