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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媒体和舆论给予谢灵怎样的评价，是知识精英良心的代表，还是沽名钓誉的“刺头”，谢灵被称为“谢书记”一事的背后，都透露出浓郁的悲哀。
那些来自于大学教师的匿名或者实名举报信，为什么是寄给谢灵这个“假书记”，而非寄给“真书记”？不外乎两种可能，一者，教师向学校领导举报过，但是没有回应；二者，教师害怕报复，不敢向学校领导举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照见大学教师相对于行政领导的弱势，学术力量相对于行政权力的弱势。
在盼着谢灵出头的教师中，有一些是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有一些是基于正义感，但他们给谢灵寄的信件，要么强调“千万别透露我的名字”，要么干脆匿名。身为知识分子，对权力如此畏惧，性格如此软弱，无怪乎谢灵对“假如我站出来举报，他们是否肯出庭作证”产生疑虑。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样的知识群体，别说离“真的猛士”远矣，就是与农民工相较亦是不如，谈何社会承担？
在盼着谢灵出头的教师中，也有一些人是出于争权夺利，怀着要“搞倒、搞臭谁”的目的。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无怪乎谢灵感慨，“被举报者的罪恶让她瞠目结舌，举报人的恨意也让她大吃一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学术，都被这个制度扭曲了。”细细品味谢灵的话，让人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抑制，假如大学教师如高松年、汪处厚、李梅亭之流整日忙着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则教书育人从何谈起，公众对大学教育的期待何处寄放？
作为“刺头”的谢灵，她的个人遭遇更让人觉得悲哀。于谢灵而言，她只不过想做个“说真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正直的人”，但却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谢书记”的位置，成了“一部分人的旗帜，一部分人的靶子”。备受争议的她，“拿全院最低的工资，做一辈子的副教授”，在许多人（包括那些叫她“谢书记”的人）的眼里，她的人生“很失败”。在谢灵的自嘲中，我们可以轻易读到类似鲁迅《孤独者》中那种属于知识者的落寞与孤独。
而这所有的悲哀，皆产生于高校“官本位”文化的土壤，这个土壤不改良，“谢书记”以及由其凸显的大学种种光怪陆离，仍会不断被复制。
文/赵勇锋
来源：红网
作者：赵勇锋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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