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福喜公司向多家品牌连锁快餐机构供应过期肉事件曝光后,国内舆论令人惊异的滑入了一场无稽至极的争论。不少人指称上海福喜公司及其客户麦当劳、肯德基等,是到了中国才变坏的,并设法将此事件与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缺乏诚信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在锁定问题的“中国责任说”的同时,还专门要求其他人不能以上海福喜、麦当劳、肯德基等企业为外资企业为由,发表民族主义言论。而另一些人则举出涉事多家外企平时大打食品安全牌的“虚伪”证据,批评涉事企业意图大事化小,逃避赔偿责任。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确实存在较多问题,从部委到各级地方,监管框架反反复复拆分整合,成效却并不能令人满意,还经常曝出主管部门寻租腐败的丑闻。而我国社会和商业环境的诚信建设就目前而言,确实与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体有较大差距。归根结底,包括食品行业在内,在经济和社会诸多领域,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划分还不够合理,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仍待深入推进,有关部门需要从审批者、收费者、“傲慢的管理者”角色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管者。
但上段提到的两大问题,与这起事件的联系并不紧密。或者说,政府和社会责任要排在次要的位置。多家外资品牌连锁快餐机构近年来在我国、其总部所在的美国,以及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都曾曝出过食品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在肯德基、麦当劳等企业热衷向公众展示的“干净的厨房”,而主要是食品原料问题。
实际上,这与麦当劳为代表的品牌连锁快餐机构的运营模式密不可分。新华网2008年11月25日的一则报道,介绍了麦当劳控制食品质量安全的几个的“秘诀”。这则报道称,麦当劳选择“行业专家”地位的供货商为主要原料供应商,会严格挑选供货商的产品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等方面能力,还注重利益均沾,当食品原料涨价时,不会刻板的要求供货商按协议价供货,而会选择共渡难关、互惠互利。按照路透社的报道说法,麦当劳连检验原料的工作也交给了第三方审查机构。
概括起来,麦当劳等外资品牌连锁快餐机构注重对供货商的资格和能力审查,注重利益均沾,就因此认定供货商会严格按照标准供货,为减少成本,将检验原料的工作也外包出去。新华网的以上报道还援引过麦当劳公司创始人雷·克洛克的一番话,“好好与我们合作,不要作假,将来你们就会有很多生意可做,我们不会只因为一两分钱,便轻易撤换供应商的”。这番饱含人情味的话语令人感动,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没有与确定收益、风险收益匹配的约束下,供应商完全可能犯下市场主体都会犯下的错误,即为了短期的风险收益,铤而走险。
除此之外,麦当劳等企业对于供应商的二次、多次外包所带来的原料供应质量可靠性问题,也显得估计不足。麦当劳为了减少成本,可以把原料采购到检验的环节都外包给供应商,供应商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分包呢?分包、外包的链条越长,标准就越难真正落实,就越可能出现难以第一时间察觉的道德风险。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本就不清楚麦当劳等品牌形象良好的外资连锁餐厅,原料很可能经过的多重转包环节,以及因此增加的质量风险。
麦当劳首席执行官唐·汤普森说被上海福喜公司骗了。这个表态其实是无关痛痒的,因为并不涉及在美国等国家同类事件必然引发的集体诉讼,也不必付出巨额索赔。希望这件事能够让获得了中国大量消费者非同寻常热爱的麦当劳们,至少要将原料检验的外包工作收回企业本部,让类似的原料质量丑闻就此绝迹。
我们这里再来说一下政府责任。这起事件中最应引起反思检讨的政府责任,不是事发后有关方面为什么不向快餐企业开出罚单,而是许多地方政府、许多主管部门对大企业、外资企业的监管模式,实际上与麦当劳对供应商的约束控制模式是一回事:首先,只注重资格和能力审查;其次,让监管对象事实上享受免检待遇,形同放任自流(规模越大、品牌越知名的企业,特别是知名跨国公司越可能享受这样的超国民待遇);第三,质量检验形同虚设。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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