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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问责风暴，曾快速席卷中国官场。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更标志着问责制度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对于那些习惯于不作为、乱作为的党员干部来说，问责制度不啻于当头棒喝，让其压力倍增。然而毋须讳言，近年来免职加复出的“问责两步走”，却让问责制度饱受诟病。
据报道，突发事件被免官员有50%复出。甚至在社会中影响极坏的，“三鹿毒奶粉”事件、“4·28”胶济铁路特大交通事故、“11·15”上海胶州路大火，涉事官员都相继复出，再一次走上领导岗位。难怪有人戏言，免职是在“带薪休假”，惩戒成了变相保护。然而，如此一来，问责的刚性与严肃性何在？
其实，群众对大多数干部复出持反感态度，无外乎以下两个因素使然。其一，被问责官员，大多给群众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让那么多孩子出现肾结石、泌尿系统异常等症状，虽不是直接责任人，可涉事官员也难辞其咎，其复出自然会引起舆论哗然。其二，在西方免职官员复出概率极低，而我国官员问责制度，也采用引咎辞职、免职之类的说法，复出概率接近50%，让人难免不产生联想。
诚然，从保护人才、人尽其才的角度讲，免职官员不意味着永不叙用，在适当的时机复出未尝不可。但官员复出不能当儿戏，更不能留下漏洞。笔者认为，对官员复出应严于干部提拔。首先，对官员复出也要走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公示的步奏，减少官员复出的随意性、封闭性。其次，官员复出不能以岗找人。被免职官员毕竟属于有“前科”，因此官员的复出理由，不能止于符合规定，而是要优于现有人才，唯有如此，才能让群众信服。
文/薛家明
来源：红网
作者：薛家明
编辑：刘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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